吴霖

闻家驷 摄：彭年生

与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闻一多先生不同的是，闻家驷先生内敛一些。从法国回国以后，他似乎又步闻一多先生的后尘，在西南联大当了一名教授。就在乃兄拍案而起，挥斥方遒的时候，他也曾是民盟最早的盟员之一。作为民主教授，他也颇受学生的拥戴。他对选择当清贫的教授，从来无悔。直至今日，闻先生仍认为自己在本质上，还是书生一个。虽然，他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现在仍任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明令可以享受副部级的待遇等等。

闻先生的家，早先住在朗润园一个独立的小院里，大约有十几间房，花草树木很多。“史无前例”时，为安全计搬进楼房，与季羡林先生成了对门紧邻。那时，他虽然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给予保护，但在“文革”中，终究是提心吊胆的。闻先生回想那时，最心疼的，是自己推着小车，将多年积存的藏书，以几分钱一公斤的价格，送去当废纸给卖了。

现在，他搬至二楼，成了季先生的“上层建筑”，而他的旧居，则成了季先生的书房。季先生藏书极多，闻先生说，如不是北大第一，至少可算朗润园第一的。言语之中，颇有些羡慕之意。

他的家，确乎常常是“谈笑有鸿儒”的。上至中央委员，下至布衣百姓，都可以是这里的客人。这里，一共有三间居室，他居一，夫人居一，小儿子居一。他的房间，理所当然是全家的中心，且是多功能的，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书房，同时，还兼会客室和全家的饭厅。每当来客惊诧于卧室的局促，他总会平心静气的解释，是他自己要求留在这里的，一则住熟悉了，二则还有老友为邻。

近半年来，闻先生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他称自己身体不好，故而想“认真地休息一段时间。”脚力既已不济，他又不愿烦劳家人用轮椅车推他，于是，干脆在家静养。然而，即使在家中漫步，也须借助手杖了。闻先生有好几枝拐杖，其中一枝是朱光潜先生赠他的。但他似乎更偏爱另一枝贵州产的藤制手杖。非常之轻，却又承得住重量。这是洪谦先生于抗战时期在昆明送给他的。那时的他，大约是并不需借助手杖行走的。这枝手杖竟然能保存了几十年依然无恙，不免是件稀罕事。朱、洪两先生现均已作古，睹物思人，但凡闻先生持杖徐行，念及故人是极自然的。

闻先生大半生一心教学，并无更多的时间用来著书立说，但他所翻译的法国经典小说《红与黑》，一出版即被认为是汉译本中的翘楚。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的巨著，初版至今不过十年，印数却已近三十万册！此外，他还翻译了雨果的诸多诗歌，在诗界颇有口碑。朋友们都认为，闻先生实在是应该多留下一些达到信、达、雅境界的传世之作的。但他，却矢志不移地把教书当作自己的第一天职。

闻家驷译《红与黑》书影

所以，在闻家，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儿媳都在学校工作。他的孙女从大学毕业后，又主动去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她认为，当教师是最好的职业。闻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

闻先生现在是全家名副其实的中心，他和夫人及尚未成家的小儿子一起生活。闻夫人开玩笑地给他定了一条“不许生气”的家规。

今年，闻先生最高兴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闻一多全集》由武汉大学编就，行将问世；另一件是闻一多纪念馆在故乡湖北浠水县竣工开馆。虽然，他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但子侄们都去了，带回的实况录相，使他看到了典礼的盛况，他颇感欣慰。

纪念馆设在浠水县里，并非在闻氏故里。老家当初的房子，于早些年被无故拆毁。最让闻先生痛心疾首的是，“二月庐”也一并被拆去了。虽然这已是多年以前的旧事了，但他一想起，便会长长的叹息。在他记忆的最深处，“二月庐”依然昂然巍立，窗棂里传来的，是四哥闻一多朗朗地读书声……

时隔多年，对闻家驷先生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直到翻看自己当年写的旧文，和采访笔记，才能约略想起。比如，我曾在《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中，写到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后来被北大专门增配了一套房子用以藏书，原来，这套位于朗润园13公寓一楼房子的旧主人就是闻家驷先生。而在让给季羡林先生后，闻先生则搬到了二楼，成了季先生的“上层建筑”。所以，再一次证明，“烂笔头”记下的种种“鸡毛蒜皮”文字细节，往往比记忆更坚强。那一点点历史碎屑，味道是有趣的，仿佛给漫漶的往事加了点盐，不至乏味。所谓“补记”者，就是寻找那一撮盐。至于实际效果是“狗尾续貂”或“画蛇添足”，也暂且顾不上了。

与访问其他北大老人后，我急于成文不同的是，我在1993年10月6日访问闻先生，却在一周之后的14日才敷衍成篇。我想原因应该是与闻家驷先生当时的交谈中规中矩，彼此没有太多的兴奋点。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时隔多年后，对闻先生的记忆竟致搜索无效的根源。

闻家驷先生最早应该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紧踵乃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创始时期的盟员的。兄弟二人，彼时同为西南联大的民主教授，诚可观也。在一多先生罹难后，闻家驷更加积极地参加民盟活动，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渐次成为该组织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闻家驷先生似乎一辈子都笼罩在乃兄闻一多的光环里，甚至在他的简历中，也往往不会漏掉兄弟关系这一条，闻家驷先生幸欤？不幸欤？

新中国成立后，闻先生虽然仍挂职北大教授，但也一直是民盟的重要干部。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柳鸣九曾撰文回忆过，可备一查。还有一个例子也可说明闻先生对民盟的投入程度，他的长子闻立树，生于1934年，1952年，年仅18岁就担任了民盟另一个重要领导人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秘书，达4年之久。闻立树后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成为党史专家，退休时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2014年去世。

闻先生虽然解放后一直是民盟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人大、政协的重要职务，按有关规定，他也应该也是一个有着高级别的官员。但我从采访笔记上却记下了他当年的表示，他对当官没有兴趣，并再三强调：“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我是一个书生。”或许，对于当年的闻先生而言，在当书生的初心和社会活动家的现实之间，也还一直有着难以言说的纠结和冲突。言不由衷未必有之，身不由己或差堪比拟。

闻先生坦言，当年加入民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方面是受闻一多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自己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以天下为己任”，我理解，那不仅仅是闻氏兄弟，也是那个时代最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情怀。对于闻氏兄弟而言，由于自己特殊的家族历史，在那民族存亡年代，对“爱国”的形式和内容，会有着更强烈一点的体会。

闻氏兄弟的家乡是在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村。闻氏族人于1992年在他们编撰的五修《闻氏宗谱》“序二”中记述：“吾族本姓文氏，民居江右吉安之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宋景炎二年（1277年），信国公文天祥溃败后，其后裔良辅公被执送于燕（今河北省），中途逸出，潜逃于蕲之兰清邑（今浠水县），改文为闻，迄今七百余年，已传至二十八世丁两万余人。”算起来，闻一多是这个劫后余生的家庭延续162年（1899年）后的第二十世传人。闻一多在他的《二月庐漫记》中也写到了这一节。

自己推算了一下，1993年我拜访闻家驷先生的时候，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他，已经是88岁的高龄了。有一则轶事，未经证实，也还有趣，记录于此：当年，张中行先生曾以家属身份寄居于朗润园，他与季羡林先生交好，曾对季先生戏云：朗润园里以齿德序，第一名是状元，为闻家驷先生（1905年），榜眼是邓广铭先生（1907年），自己（1909年）位居第三，是探花。如此，季先生（1911年）只能屈居第四。他对季先生说，“您是二甲第一名，只能算是赐同进士出身了。”

柳鸣九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到：闻家驷在上课时，基本是照读自己撰写的讲义，从不发挥展开。此说若实，当可说明闻先生的性格。闻家驷对自己的评价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态度总是严肃认真。当然，也有花絮，那天他告诉我，他有时也爱讲些笑话，往往是把大家逗得都笑了，自己一点不笑。他还对我说，他对金钱抱无所谓态度，甚至连工资究竟几何也不知道。大概是工资一发，皆悉数交给夫人的缘故，他的夫人名叫朱环。

闻先生的晚年因为有夫人照料，起居均有规律。记得家中还有一个未成家的小儿子，我们还交谈了若干。闻先生说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最希望看到国家早一点富强起来。解放以后，中国人摘掉了“东亚病夫”帽子，但还没成为健儿。

他最遗憾和痛惜的，是自己的书散失很多。一是在“文革”中，自己推着小车卖掉了自己珍收多年的藏书；另一就是抗战期间，在湖北老家的书散失了一大批。闻先生是一个爱书的人，所以，也难怪他曾那么羡慕季羡林先生的“书山”了。

在我当年的笔记本上，我写下了对闻先生的第一印象：满头银发，一双银眉。还写到他也喜欢写古体诗，其中有一首《述怀》他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有记录下来。

（原标题：闻家驷遥念二月庐）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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