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新莽官府铸币遗址位于南阳市中心城区的南阳府衙博物馆院内，2017年10月，一场暴雨导致府衙东区发生地面塌陷，危及古建安全。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遂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此处古迹，经考证是汉代造钱厂遗址。2018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此进行了发掘。经过发掘，共发现文化遗迹9处，有窑址1座、灰坑8个，主要出土物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母范数百块、坩埚(残)、铜炼渣、铁工具以及烘范窖遗址等，部分母范中带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三月”“后钟官”铭文。

“这次发现将重新揭开南阳城市考古发掘的序幕。”在当天的活动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表示，新莽铸币遗址遗存所反映的丰富信息显示，南阳当时的城市建设达到了历史高峰，进一步发掘这项遗址，可以彰显南阳作为西汉时期六大都市的底蕴；做好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在此基础上重现汉代都会城市盛景，将为南阳打下坚实的文化“地基”。

中国钱币学会研究员杨君认为，南阳发现的新莽铸币遗址，有望填补中国钱币史领域相关课题的空白。他说，在全国发现的同类新莽铸币遗址中，南阳出土的遗物最为精美、铭文最多，对研究新莽币制改革的内容、铸币工艺的流程以及汉代社会经济的面貌，提供了详实的实物例证，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表示，西汉的南阳商业、手工业发达，是汉代中国最大的铁工业基地和铜兵器生产基地，王莽代汉后，定南阳宛城为南市，专设五均官，设交易丞、钱府丞等官，其地位当属今天的一线城市，造币厂设置在宛城符合南阳经济地位，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新莽铸币遗址的发现，在延续城市文脉、丰富汉南阳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建议，南阳府衙新莽铸币遗址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对秦汉时期钱币铸造业、铸造工艺、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南阳当地政府和文保部门应当高度重视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展示，应当加大发掘规模，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记录发掘保护过程，在遗址核心区启动铸币遗址陈列展馆的规划和建设。专家们还建议，以此次重要发现为契机，尽快制定汉代宛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规划，全面推进汉代宛城城市考古、保护、展示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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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城坝遗址发掘获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城坝遗址就是巴国“賨人”城址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又称寅人、板楯蛮，也是现在土家族的“主源”。其存在于春秋战国之前，主要分布于嘉陵江畔，古书中记载，该民族勇猛彪悍，且善歌舞。賨人，虽没有列入当今的56个民族之中，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比的辉煌。早在春秋战国之前，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都就建在今四川达州市渠县的土溪城坝。渠县，秦时称宕渠县。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4年-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联合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历时5年，城坝遗址发掘得到了中国考古学最高奖项的认可和青睐。

城坝遗址，又名“宕渠城”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城坝村，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考古研究人员首次全面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城坝遗址原貌渐渐清晰。

发现宕渠瓦当

“賨人”城址踪迹可寻

通过连续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目前，城坝遗址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清理包括墓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窑等各类遗迹40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

出土文物中的一枚瓦当，成了寻找川东“賨人”城址的重要踪迹。在2017年开展的第四次年度考古发掘中，城址内首次发现了一枚上刻“宕渠”的文字瓦当。今年，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枚“宕渠”瓦当。这明确表明城坝遗址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的“宕渠”城所在地，为此前对巴国中的重要民族“賨人”城址所在的具体位置提供了论证。

城墙重见天日

城址内各遗迹互相关联

城址北部的郭家台遗址西南角，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一组保存完好的汉代西门城墙重见天日。汉砖堆砌的城门遗迹堆积规整，城砖花纹繁复，线条灵活。

“我们初步分析，城墙初始夯筑年代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沿用至六朝时期废弃。与史书记载基本对应。”考古现场负责人郑禄红说，通过对城址区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晰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并发现城墙后期有过增修。

沿着城墙往里，考古人员发现并清理出城墙、壕沟、城门、暗渠、门房、建筑基址、道路、车辙印、水井、窖穴等遗迹。“车道与城门相连，车辙印间距大约1.4米，两边保存着高台建筑遗迹。”郑禄红说，城址内，各遗迹互相关联，并组成有机的整体，全面立体地展示出城址内结构布局情况。

“这不仅对研究城坝城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古代城址考古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郑禄红说。

出土竹木简牍

或为四川最早的教科书

城坝遗址北部，江边一处聚落遗址具有相当重要性。郑禄红说，随着布方，工作人员发现这里是一处西汉晚期延续至魏晋时期遗迹。经过清理，目前已在此出土了数十支竹木简牍，总字数近200百字，包括“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文书性质木牍，一枚简牍上还记载了“苍颉作书，以教后嗣”等字样的文书，这意味着，如果确认该简牍为秦国李斯所作《苍颉篇》，这将成为四川出土的最早的识字教科书。

“这在四川地区考古中十分罕见，除去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医简，这是第三次发现，大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的学术价值。”郑禄红说，此外，竹简内容还有法律文书、书信、习字简等。

为何此处会出土较多竹简?诸多专家猜想，这或许与遗址性质有关。“那个位置太好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说，作为一个控制、瞭望、观察的点位，该聚落遗址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也很有可能是一处津关遗址。“很希望能够在简牍里发现匹配的文字来印证我们的猜想。”

据介绍，该聚落遗址的发现，对于了解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材料，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来源：北晚新视觉综合 河南日报客户端 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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