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秀珠（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原会长）

陈原与夫人余荻在前三门那个温场小屋

1931年，在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学习了世界语，并且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世界语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开办世界语班，用世界语编辑出版刊物，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解放以后陈原同志是我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胡愈之、叶籁士共同策划了一系列重大的世界语活动。就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社会影响，开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黄金时代。

1986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七十一届世界语大会，这次大会有54个国家的2000多名世界语者参加。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初，小小的世界语成就了中国当时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会议跟陈原的努力也分不开。会议准备了好几年，开会时的组织工作主要落在陈原同志身上，他事必躬亲，虽然中间也发过脾气，但在大会期间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和决断能力。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为树立我们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出版世界语书籍与《中国报道》杂志是很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主要由外文局负责，陈原同志则把这个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给予我们非常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每次协会开会，他都让我们带去《中国报道》的《读者反映》栏目，要我们重视读者意见，而且特别强调书讯书评的重要性。当我们编辑《叶籁士文集》时，从文章选编到每个技术细节，他都提出非常详细的意见。记得当时一位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看了之后感慨地说，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陈原同志的这些批示和意见，一定是他业务学习的非常宝贵的内容和资料。

我们谈到陈原的编辑出版成就时，也会谈到他是中国社会语言学之父，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他对社会语言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是从世界语开始的。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学了世界语之后，他就跟世界语者通信，获得了他们给他寄来的论著。解放以后，通过各种出国机会，他又接触了更多世界语者当中的语言学家、科学家，从与他们的交流当中获得了很多信息，以及研究的营养，这使他对语言学的兴趣大增。所以说他从事这些事业跟世界语有密切的联系。

我有幸跟陈原同志有较多接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可以用英语讲话，也可以用英语写作。作为一个专业世界语者，我可以说他的世界语水平也是相当了得的。1981年——这是我唯一一次跟陈原同志一起参加的世界语大会——他用世界语做了《人类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陈原手绘《购书归来》

他的世界语语言表达像母语一样，即使在这样的学术会议上，回答听众问题，跟听众交流，你不仅能感到他的学识渊博，而且能感受到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甚至让我这专业世界语者都望尘莫及。

陈原同志平时给我们协会和中国报道社同志写信，有时也用世界语。而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不仅世界语好，还会俄文。我当年是学俄文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不久我到音乐厅听俄罗斯歌曲音乐会，在节目单中发现了陈原的名字，当时我并不相信就是我认识的陈原，我想可能是重名。后来向他求证时，他说是，不仅如此，他还出版了苏联歌曲集。他告诉我，他还翻译了《列宁在1918》的电影文学脚本和《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当时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至今还珍藏着陈原同志赠送我的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音乐生活》及1993年三联再版的这本书的两个版本。

我再一个印象跟大家一样，他是为书而生的智者。在我跟他的接触中，他亲口跟我说，一个不爱读书的人，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是没有资格做出版社的领导的。他自己写书，编书，译书，看书，买书。我和我的同事受他委托，在国外参加会议的时候，都到国际世界语协会书刊服务部为他买过书，他为了买书不惜重金。

如果在国内，陈原同志参加一些会，有点时间的话他最喜欢去书店，访图书馆，这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谈到陈原同志读书的时候，我也想起了他前三门那间因为书而家徒四壁的小屋。那个小屋是陈原做学问写书看书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世界语协会领导开会的地方。在开会以前，陈原同志的夫人经常用一个小推车给我们每人送上一杯上好的咖啡加上西式甜点，气氛非常轻松。我记得参加会议的叶君健同志一次开玩笑说，以后这个会多开点，让我们多来几次。

小屋虽然简陋但是充满书香味。我在这里跟他有过很多对话交谈。他虽然身为领导，但对晚辈后学非常平等，特别是对年轻人很和蔼，他是一个智慧的、懂业务、会管理的开明领导。我在他的小屋不止一次听到陈原同志对年轻编辑的赞扬，他对后辈任何一个闪光点都表现得非常兴奋。这些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本文为作者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纪念陈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经本人审阅）

（原标题：陈原与世界语 为书而生的智者）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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