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丛治辰

无锡清名桥古运河，《北上》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玉成摄

2018年底，当代七零后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徐则臣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北上》。《北上》写的是京杭大运河，2014年申遗成功之后，运河被赋予了太多意义。但徐则臣并未陷入这些意义当中：此时此刻，无论从任何角度去为运河增加一种称扬其伟大的论调，都无非是陈词滥调。因此徐则臣扶摇而上，超越种种意义，俯瞰整条运河，决心将他所了解的运河种种知识、景致与故事，穷形尽相地写出来，于是就写成了我所说的第二种小说。在此意义上，《北上》堪称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

在一个精巧杂糅了历史感与个人性的短小楔子之后，小说有一个精彩的开头。小说的主要角色之一，来自意大利的旅行者小波罗坐在吊篮里，摇摇晃晃地悬挂在无锡城墙外的半空中。从他的眼睛看出去，大地一片苍茫，近处是无锡城的人间烟火，炊烟与狗吠；而远处是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在道路与河流交叉的地方还会有一座座大城，有更多的炊烟与狗吠，而江南诸多河流中最浩大的那一条，正是京杭大运河。此时小波罗的视角正是徐则臣书写大运河的视角，居高临下的小波罗产生了某种恍惚感，他想到了由此蔓延展开的整个世界，想到在多年之前的故乡，他和弟弟曾一起转动地球仪，似乎这片1901年的中国土地和无尽的远方、不同的世代交叠在了一起，让他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都陷入混乱。几天之后他将溯流北上，重新梳理自己的方向，而正是跟随他的行程，100多年前的京杭大运河在小说当中徐徐展开。但是和小说的叙述者一样，小波罗并不寻找意义，他来中国是寻找弟弟的。这反而让他怀有一种无差别心的强烈好奇，将运河沿途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全都呈现出来。徐则臣为他的《清明上河图》找到了一个最称职的线索人物，一双再适合不过的散点透视的眼睛。

徐则臣（右一）在通州北运河为写作进行调查

小波罗的旅程并不一帆风顺，漕帮的威胁、义和团的余波、邵伯闸外的拥堵和船家的背约，乃至于运河岸边一片惊艳的油菜花地，都会让行船停滞不前。与之相应，小说的叙述也是断断续续。《北上》当中有两条交错并行的叙事线索，一条是20世纪初年小波罗与向导谢平遥、随从邵常来、保镖孙过程等人沿运河北上的航行，另外一条则是2014年运河申遗成功的前夜，各家后人以不同身份，出于不同目的对于先祖记忆与运河历史的探寻与留存。当小波罗的航行遇到挫折，小说便笔锋一转，跳到百年之后来；反之亦然。这样的叙述结构固然和小波罗北上之行的顺遂与否密切相关，而更为本质的或许是，北上之行的安排与叙述结构的设置同样都是源自对京杭大运河本身的模拟。众所周知，这条有过千年繁华的运河早已失去联络南北交通的重要地位，近代以来它的诸多河段都已淤塞毁弃，不堪复用。而正如小说结构所暗示的，那条历史上的伟大运河，需要依靠今天对过往的反复打捞与疏通才可能完整呈现。小说的情节、结构与小说所表达的对象，在此实现了显然有心设计的统一。

这有心设计的两条线索有如两条支流，随着叙述的推进趋于合流。当年和小波罗同行的人们曾经同舟共济、峰回路转，也终于难免背叛散亡、生离死别。谢平遥的后人拍起了大运河的纪录片，孙过程的后人成了为运河留影的艺术家，当年的一介随从邵常来倒是阴差阳错地吃上了运河这口饭，成为世代在运河上往来运输的船民，直到新世纪来临终于没生意可做，不得不考虑上岸。而这些人们尽管永远不会知道先祖们的交情与恩怨，却必然在徐则臣的摆布下重逢于小说的结尾。如果这是一部追问意义的小说，他们的聚合必然会遭受质疑：在第一种小说中，不合乎意义的巧合是非法的。但在一部以呈现世界为务的小说中，处理巧合正是小说笔法的一部分。如何让无数的线头捻成一股，让众多的巧合汇集成书，正是小说好看的地方。读者显然在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会意识到，散落的历史将重新凝聚，告别的人们将又一次重逢。巧合因此反而成为一种叙事动力和阅读乐趣所在。没有人去追问在世情常理与意义的层面上巧合如何成为可能，而是乐观其成地看着不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携带着有关于运河的不同信息与知识，集合到一起来，呈现到小说里去。

但是不追问意义的小说，真的就没有提供意义吗？《清明上河图》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深刻内涵呢？画卷并不发言，它只是呈现。可是有多少人从中读出了种种意义：对清明盛世的阿谀，对政事衰颓的讽喻，乃至于边关的隐患，乃至于汴梁的税入，乃至于北宋的气候与民俗……当小波罗在油菜花田流连忘返，兴致勃勃地要为过往旅人拍照留念，那些畏缩不前的大清子民们对于摄影技术的恐惧不正涉及一个老生常谈的现代性命题？而当其中一对兄弟站上前来，决心在大概永不会相见的告别之前合影留念，那种决绝不正暗示了古典时代交通的隔绝？我们因此才能够理解运河之于传统中国意味着什么，也才能够理解在一个战乱与前现代的国度，空间感、宿命感与今天是何等不同。而小波罗对这对兄弟的郑重态度，当然同时也预示了情节，让我们知道他的中国之行显然别有隐情，大概与他那位弟弟有莫大关系——所以呈现世界的小说并非不提供意义，只是它提供的意义太过丰富。而一百年后，又该如何理解运河的意义呢？邵常来最年轻的后代决心离开运河了，因为这条大河再也不足以养活家人。他的父亲当然是痛苦的，并且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将永远生活在船上，绝不住到岸上现代化的社区里去。但是就连他也不能不赞同儿子的选择，因为那是真实的：运河在这一层面上的确已经失去意义了。但是拍摄纪录片的谢望和又为运河提供了一个情感层面的意义，孙宴临则提供了一个美学层面的意义，周海阔甚至运用辩证法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层面的意义。

徐则臣真的没有讨论运河的意义吗？他只是讨论得比较复杂，并且绝不明确地支持任何一个。作为第二种小说家，徐则臣非常清楚小说家不真的是上帝。小说家的任务是表现世界，并不是判断生死善恶。他让不同的意义全部呈现出来，彼此对话，相互生成。因此他提供了更多的意义，更混杂的意义，从而也才可能是更准确的意义。

编者按 《北上》是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

大水汤汤，溯流北上，本书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营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独特的中国人，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北上》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的2014年左右，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原标题：一部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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