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新雨

弗瑞兹·魏司及其妻子海德维希·魏司

其实，对于影像或者历史爱好者来说，在明晰这些意义之前，通过照片同样能一窥变化之中的中国的真实情况，而这些照片背后承载的故事，更是耐人寻味。

正在拉纤的纤夫在巴东附近的牛口滩。在水流最湍急的河段，需要纤夫用人力将船拉动（约1910年）

1.弗瑞兹·魏司曾在四川任总领事

“远远地已经可以听到湍流的轰鸣声，其中夹杂着低沉的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船员们不停的催促声。在tatung（音）滩，我们第一次遭遇了如此巨大的激流，也令我们立刻对这次航行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在激流的漩涡中一艘失去控制的小船，它在江面上如同陀螺一般飞快地旋转着，从我们身边一掠而过。江水把小船一步一步地往下拽，船上家什连同他们的主人在破旧的甲板垫子上四下铺散；惊慌失措的女人们和孩子蹲伏在甲板垫子上，而男人们正在徒劳地试图控制这艘发了疯一样的船，而水已经淹没了他们的膝盖。船上的舵手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船桨，另一只手从一口锅里抓出一大把米扔向江水，企图平息龙王的怒火。然而，江中一块突起的礁石，已经预示着这场悲剧的结局。”（这段文字载于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该书的作者是魏司夫妇的孙女，塔玛拉·魏司。）

弗瑞兹拍摄的西陵峡（1911年）

海德维希·魏司（Hedwig Weiss）在日记中记载了她在某日清晨于长江水面上目睹的一场江难。这段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的冒险，正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随同丈夫弗瑞兹·魏司（Fritz Weiss）前往四川赴任的旅途——弗瑞兹·魏司这次来到中国，是来做德国驻四川总领事的。

在近期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东方历史评论》举办的第一期“影像与近代史工作坊”研讨会上，弗瑞兹·魏司的孙子拉蒙·魏司（Ramon Wyss）介绍了其祖父的身世：

1877年，弗瑞兹·魏司出生于瑞士苏黎世，之后他随家人搬到了德国科隆，并在那里长大。受到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法语老师的影响，弗瑞兹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很感兴趣。尽管弗瑞兹的父亲希望小弗瑞兹能够成为一名矿业方面的工程师，但是弗瑞兹并不想这样，所以在十二三岁时买了一本教材，开始学习中文。

弗瑞兹在大学时学习的是法律专业，毕业之后，因为懂中文，所以于1899年受雇于中国政府，进入了海关工作，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魏阿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够发达，弗瑞兹于1899年11月9日从法国的马赛港出发直到一个月后才到达上海。在中国工作期间，魏司还曾将《蜀碧》（按，此书由清翰林编修彭遵泗撰写，记载明末张献忠军在四川的活动）翻译为德语。“这是他同中国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拉蒙·魏司这样说。

关于祖孙姓氏拼写不尽相同的问题，拉蒙·魏司这样解释：“我祖父姓氏的拼写方式是Weiss，而我姐姐的是Wyss。因为我的祖父出生在苏黎世，而我的父亲后来又移居到了德国（按，此二地是不同的德语区），所以他就将名字改为德国德语——Wyss。”

弗瑞兹在海关工作的时间不长，一年之后开始为不同的德国领事馆担任翻译。1901年前后，弗瑞兹拍摄过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有很多中国劳工受雇到海外工作——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就是中国劳工建成的。但是海外劳工们的条件非常差，弗瑞兹曾去做过一些调查，并将劳工的境遇报告给德国政府。当时很多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并没有用到照相机，而弗瑞兹却在调查中开创性地使用了照相机从而将劳工的真实情况记录了下来。

从1905年起，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成都和重庆，1907年他开始作为德国领事馆的代领事在当地工作。1908年，他曾经到过今天的康定地区。从1911年开始，弗瑞兹·魏司成为了德国外交部门里最年轻的代领事之一，在他的孙女塔玛拉的书中，她这样写道：“他很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时光中，弗瑞兹·魏司游历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同时开始有意识地用相机记录所见。

2.买舟上长江

1911年，弗瑞兹·魏司的生活发生了一项重大改变：他结婚了。弗瑞兹利用在中国工作期间的第二次休假回了一趟德国。临行前，他在上海遇到的一位表亲告诉他：“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喜欢旅行，你回德国之后可以去拜访一下，如果你喜欢她的话，就跟她结婚吧。”1910年，弗瑞兹回柏林之后就真的去拜访了这家人，并结识了当时年仅21岁的海德维希，在他们认识的第二天，弗瑞兹向海德维希求婚，海德维希也答应了。可是第三天，海德维希却反悔了。到了第四天，海德维希又同意了这门婚事，于是弗瑞兹便与海德维希结婚了。“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相恋结婚的过程。”拉蒙·魏司轻松地说。

少年纤夫

魏司夫妇决定一起到中国来。这一年夏末，他们乘船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并于当年9月抵达上海。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中国是非常动荡的，夫妇二人抵达上海的时候四川保路运动已经开始。对于是否继续前行夫妇二人曾经有过疑虑，但是一方面弗瑞兹不认为清王朝的统治会很快结束，他对社会的稳定程度还保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海德维希觉得，在中国还有很多女性正在遭受苦难，他们应该逆流而上，抵达四川赴任。“我的祖母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性。所以他们就毅然决然地出发了，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不像现在，他们在没有通讯设施的情况下，终于在1911年年底抵达了重庆。”

魏司夫妇起初租赁的是一艘小汽轮，逆流而上时，船员们根据江面出现的情况而划桨、升帆或者拉纤。因为夫妇二人出发的时候正值冬季，江面水位下降，汽轮不便行驶，他们还曾转租过传统木船。弗瑞兹·魏司还留下了一张在租赁的木船上升起德国国旗的照片，拉蒙·魏司在分享这张照片时特别提到：“大家可以看看他穿的鞋子，是很软的鞋子。”

魏司夫妇从宜昌出发的时间是1911年11月6日，11月24日到达贵州，抵达重庆时是12月13日，共36天，每天前行的距离不到20公里。在水流最湍急的地方，还需要雇佣在江边上等待的纤夫，通过人力拉着船向前行走，海德维希还曾在日记中记录了纤夫拉纤时的状态：

“20位衣衫褴褛的纤夫拉着我们的船向前移动，结实的竹缆死死地缠绕在他们的肩头。他们大声喊着号子，在江边礁石间的小径上艰难前进。竹缆拉得很紧，黄色的漩涡在逆流而上的船的前方出现了。船上的厨师敲出鼓点，为纤夫们加油鼓劲，这是他的职业之一。船老板从操舵室里探出头，伸长他强壮的脖子，大喊着他的命令。他脖子上的血管一根根地鼓了起来，就像立刻就会爆裂似的。在纤夫队伍的前方，一边走一边喊着号子的领头人转过身，用一根棍子在那些弯着腰的拉纤人的头顶上挥舞，他吼叫着，跺着脚，就像一个发了狂的人一般在队伍的前头跳上跳下。这是因为前方激流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漏斗一般的漩涡，正迎面向一艘帆船卷去。纤夫们用尽了最大的力气：他们弯着腰，孤注一掷地用手紧抠住地面上的石头；他们所吼出的号子，刚刚还从峡谷的另一面传来回音，而现在只能听到沙哑的喘息声，直到突然之间纤夫老大又吼出一段新的号子，所有的人开始附和……”

热衷于新技术的弗瑞兹还通过当时刚刚面世不久的爱迪生留声机录下了纤夫的号子，这些声音原件现在保存在柏林。

途中，弗瑞兹拍下了等待被雇佣的纤夫，通过照片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一位年纪非常小的纤夫。“让我们不禁去思考他未来会有怎样的人生境遇，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祖母会写了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叫李的中国男孩》。”拉蒙·魏司评价道。

3.游历康定、凉山等地

1911年底抵达重庆之后，因为当时中国局势较为混乱，魏司夫妇二人不得不将前往成都的时间推迟，在此期间，他们在重庆城内游走，拍下了许多照片。直到第二年4月，魏司夫妇才抵达成都。对于重庆和成都，海德维希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重庆，海德维希认为“这座用粗凿的砂岩建造的城市既不可爱更不美丽，但它与身边的自然风光如此地和谐共融”，而对于成都她则不吝赞美地感叹：“成都的主街道很宽，用砂岩板铺得整整齐齐……成都是一座富有、干净而且能自我满足的城市。商业街两旁的商店都布置得很好看，店铺老板将奢侈品、毛皮、银制品、绣品等陈列得整整齐齐，令人愉悦。”

终于，魏司夫妇在1912年抵达成都，就任德国驻四川领事馆领事。当领事馆不办公的时候，他们总是在四川境内游览。1913年，他们前往梁山北部的彝族地区。其实，弗瑞兹在1910年就曾前往四川的西南部3个月，那是他第一次遇到彝族人。3年之后再次来到凉山彝族聚居地区，魏司夫妇希望能够拍摄一些彝族人的照片，并且利用爱迪生蜡盘圆柱唱片录音设备，通过一个喇叭形的话筒，把彝族人的歌声刻录在蜡盘上。

海德维希的日记中有关于此的记录：“傍晚的时候一位传话者来到我们的帐篷，请求我们再一次去他们那里。因为他的女主人希望能够再听一听这个奇妙的、能够说话和唱歌的机器。彝族人的妇女也有发言权。村子里的人把小屋挤得满满的……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用他那美妙而又清澈的嗓音歌唱。摇篮曲、战歌、婚礼和宴席上的歌曲。当我们录好并把这些声音播放出来时，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每个人都发出由衷地笑声……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想，没有人会愿意做他们的敌人。我们好像触摸到这个陌生部落的灵魂。一个部落人人传唱的歌曲难道还不足以展现这个民族的魂吗？”

前文提到过，弗瑞兹曾经到康定地区旅行，这次夫妇同来此地后不久，弗瑞兹就断定这里将来能够成为疗养胜地。有趣的是，在旅行开始之前，弗瑞兹还特地找来一位年轻的藏族僧侣学习藏语，每星期要学三到四次，他牢牢地记住了一句藏语：“拴好你们的狗。”另外还有一句：“你们这里有猎人或者猎犬可以给我带路吗？”此外，这位瘦小的僧侣还是一位“精通自我防卫艺术的大师”，在上完语言课后，经常被要求同弗瑞兹进行小型的双人搏击练习，但他总是慷慨地让弗瑞兹获胜，因此弗瑞兹说自己“在这方面进步十分有限。”

弗瑞兹在成都还曾创立一所德国学校。1909年时，之后的德国驻北京大使珀·费雪的父亲马丁·费雪曾在此以家庭教师的形式任教。之后这所学校对外招生。虽然后来几经迁址，但这所学校仍然开办至1917年春天。这所学校于1913年被官方承认为四川第一所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鼎盛时期，这里的学生将近百人。据记载，这里的毕业生有能力升入德国大学。

1914年，魏司夫妇离开四川，赴云南开办德国领事馆，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出生在昆明。成都的德国领事馆就此关闭，直到2004年，德国才又在成都设立了领事馆。

4.“以像证史”的可能

拉蒙·魏司这样评论他祖父的巴蜀老照片：“我觉得祖父相片中特别好的一点是他希望捕捉到照片中人的表情，这是非常独特的。这些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时拍摄的一些建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我的祖父曾经在昆明拍摄过一张照片，后来有人想重建这座建筑，这就需要通过照片来参考。”

对于核物理学家拉蒙·魏司教授来说，他在看到这些照片时都会思考当中有怎样的含义。“首先这是我的家族历史，我能够在照片当中看到我的祖父母；第二，我是研究核物理的，同时是一名工程师，我会更多地关注技术的变化，人们生活的变化。可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变化是十分巨大的，比如我的祖父母是如何出行的？而现今的人们又是怎样出行的？第三个方面的反思就是这些图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能够重新看待这一百年的历史，透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当时人们的面孔，他们的脸庞，他们的目光。在那个时候，我的祖父母他们其实有比较特殊的身份，在中国的历程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

在“影像与近代史”工作坊的研讨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还介绍了清末许多来华德国摄影师的故事，后来同样担任过领事的汉学家奥托·福兰阁就是其中之一：1888年，福兰阁到北京做公使馆的翻译。有一次，当时的公使告诉福兰阁：“我们去天津。”据记载，福兰阁在天津见到一位白胡子老者，老者问他：“你多大？”福兰阁回答：“我今年24岁。”白胡子老者说：“年轻人啊，好好学吧。”——这位老者便是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雪涛说：“19世纪末，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在其本土拍摄的照片就有对人文和自然风光的认识，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仍然会探索这样的情怀，同时保持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例如魏司夫妇就对女性很关注，对纤夫这样的社会底层同样也十分关注。”

李雪涛认为，历史学者能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对清末外国人拍摄的影像进行阐释。二十世纪开始有所谓的影像史学，依据十九世纪产生的照相技术及其成果对历史进行阐释、再阐释以及补充阐释。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图像文件更可以起到“以像证史”的作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应注意到摄影作品上的集注、标注和说明的准确性问题。例如，曾有一位柏林商人的孩子在博士毕业后环球旅行，于1906年春天到了汉口，而这张照片的冲印版本上，汉字都是反的：“也就是说照片印反了。”《巴蜀老照片》的编辑黄新路也注意到这一问题：“现在的工作并不完美，照片标注中很多地点、时间都不是确切的。”

德国外交官员与蒲殿勋等人的合影，弗瑞兹居右，旁边立者是马丁·费雪。图左军人的身份曾引起塔玛拉·魏司与学者及编辑的争论

黄新路也提到，通过老照片可以解读出一些地域史信息。《巴蜀老照片》中有一幅1910年前后成都军政府官员会见德国领事馆官员的照片，照片上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为在保路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蒲殿勋；另一位出现在照片中的军人则引起了本书著者塔玛拉·魏司与其他历史学者，包括编辑的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这位军人应该是尹昌衡，即辛亥革命后的四川都督府都督，但塔玛拉却没有认同通过与尹昌衡的其他照片对比而确定这位军人就是尹昌衡。“希望以后大家能一起研究这些东西。镜头可以重构历史，影像可以详解一些文本（的东西）。”黄新路说。

塔玛拉·魏司曾经送给黄新路一块从柏林墙上拆下的砖头，她曾说，柏林墙一度成为阻碍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屏障，也正是柏林墙的冲破，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打开了窗口。柏林墙打开之后，很多外国文明的研究者将西方珍贵的人文资料带到了中国。毫无疑问，魏司夫妇西南之行的照片就是这样的资料。

(研讨会上，影像学者曾璜、刘洋、北外高级翻译学院的姚斌副教授以及《东方历史评论》的执行主编李礼也就清末开始其他德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之意义，西方影像中的中国人形象等话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塔玛拉·魏司所著《巴蜀老照片》以及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发言，特此感谢。）

最后，感谢拉蒙·魏司教授以及黄新路先生为本报道所提供的珍贵照片。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