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此次峰会会务委员会中的中国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翟晓梅说，参会成员因这个消息“炸锅了”。同时，这项研究也将中国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问题推到国际学术界的怀疑目光之下。据一位参会者称，处于风暴中心的贺建奎已到会议报到，但尚未公开现身。贺建奎将按照计划在明天上午，在峰会上做出“人类胚胎编辑”的相关发言，公布项目数据。

贺建奎其人

贺建奎1984年出生于湖南，公开身份是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南科大官网显示，其2010年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2011-2012,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12年经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孔雀计划”引进回国，受聘于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贺建奎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于2012年7月4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局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物技术开发与基因检测技术开发、信息咨询等。

争论：

“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真能免疫艾滋病吗？

贺建奎是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他此前招募了一些夫妇，希望通过针对他们的孩子CCR5这个靶点，从而能够让这些夫妇的后代能够抵抗HIV、天花以及霍乱等疾病。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因，该基因是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的人天然存在CCR5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病毒。

CRISPR/Cas9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因简单、高效备受瞩目，吸引全球各地科学家在医学、动植物育种、药物筛选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但与之相伴而生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尤其是针对人类基因编辑几乎被视为“禁区”。

“应该说（这个操作）是会降低一些患艾滋病的风险，但是这种基因编辑不能够完全模仿CCR5基因的特异性缺失。”一位相关领域科学家告诉记者，“基因编辑对婴儿会有一些潜在的健康威胁。并且此前有研究在大样本统计基础上发现，CCR5基因突变会提高其他一些病毒感染风险和癌症的发病率。尽管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的人天然存在CCR5基因缺失，但在中国人的基因背景下对CCR5进行编辑，会不会出现其他潜在健康风险，科学上仍无定论。”

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上，该项目的“研究目的”一栏写道，“通过CCR5基因编辑人类胚胎，通过完善的试验体系，获得避免HIV健康小孩，为未来在人类早期胚胎彻底消除重大遗传疾病提供了新见解。 ”

但是”但，清华大学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李杨阳告诉记者，贺建奎的这项研究对HIV的免疫是毫无必要的，“即使父母是HIV感染者，目前也已经有成熟的技术保证生出健康的孩子。”他表示，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做好防护，也不会感染HIV。澳大利亚彼得·多赫提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的研究员刘浩铭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同时表示，贺建奎使用的免疫手法仅对免疫部分种类的艾滋病毒有效，但对目前中国流行的AE重组亚型无效。他介绍，目前超过50%的新增报告患者都是感染的这类亚型的病毒。

回应：

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并不了解情况

消息一经披露，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质疑。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总经理程珍回应，这个试验不是在和美妇儿科医院做的，孩子也不是在和美妇儿科医院出生的，至于网上流传的那张申请书，医院也不了解情况，目前正在调查核实。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6年公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明确规定：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时任今年10月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离职的医务部主任的秦苏骥告诉记者，根据申请书显示的时间，他当时还在医院任职，同当时他也是伦理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并不知道医院跟贺建奎团队开展了该试验，医院也没有开过这个会议。作为医院医务工作的负责人，如果有开展这个试验，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这个觉得很可疑。秦苏骥这样说，而。而且作为伦理委员会成员，他的签名并没有在申请书上。

在申请书上的签名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医生中：黄华锋是口腔科主任，苏卓娃是质控办主任，龙宏是妇科主任，姜红药是剂科主任，王芳丽是中医科主任，邓兴书是产科主任，褚振山是麻醉科主任。秦苏骥特地去找了签名的几位前同事核实情况，他们表示签名很像自己的字迹，但是不记得什么时候签过这张申请书了。

南方科技大学：严重违背学术伦理和规范

贺建奎就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就此事发布声明称：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2021年1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对于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南方科技大学严格要求科学研究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和遵守国际学术伦理、学术规范。学校将立即聘请权威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之后公布相关信息。

监管部门：已启动调查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昨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有关要求在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进行备案。

昨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对此事做出回应。国家卫健委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科学家回应

昨天傍晚，122位国内科学家在微博发布“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准确性及其带来的脱靶效应科学界内部争议很大，在得到大家严格进一步检验之前直接进行人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而科学上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些在科学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对人类遗传物质不可逆转的改造，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实施之前要经过科学界和社会各界大众从各个相关角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讨论。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与此同时这对于中国科学，尤其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对中国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科研创新又坚守科学家道德底线的学者们是极为不公平的。对于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我们作为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贺何建奎回应

而贺建奎在一段英文视频中回应称，把孩子叫做“定制宝宝”是错误的，这对有遗传疾病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诋毁。“我们坚信历史（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一如七十年代的首例试管婴儿，同样的恐惧和指责将再次出现。既然，现已公认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拒绝基因增强、性别选择或是改变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因为这并不能算是对孩子真正的爱。

“团队”选择被了解最充分的基因之一——CCR5”，因为“安全性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在他看来，这项基因编辑“是一种类似于疫苗的疾病预防”。他在视频中表示，尽管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相信一些家庭需要这项技术。

后果

此事导致中国基因编辑研究再次受到质疑

这不是中国基因编辑研究第一次因为伦理问题遭到质疑。2015年4月，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在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称，他的团队完成了全球第一次在人类胚胎进行的基因修改实验。那时正是首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当时许多中国科学家曾站在黄军就一方，翟晓梅就是其中一位。她表示，黄军就的实验属于“前研究（pre-research）”，“完全谈不到临床试验”，是为了加深对技术知识的理解。团队使用的是医院废弃不用的胚胎三原核，仅能存活几十个小时。国家法律规范允许，这也符合国际生命伦理准则。在今天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翟晓梅本来要介绍中国在生命伦理方面的发展，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但会议前一天这则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让她感觉是一种打击。

在翟晓梅看来，贺建奎的试验的性质与黄军就截然不同。“就是学术失范，有很大的问题。”她说，“孩子都生出来了，才跟学术界报道，太过分了！而且我们国家的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禁止这么做的。”

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12条《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其中第六条规定，不得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于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而在贺的实验中，经过基因修饰的胚胎被放入了子宫，诞下了一对双胞胎。

而陈凯教授则认为，相比于伦理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试验的安全性尚未得到解决。“安全性之后才是伦理问题”。他告诉记者，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表明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不会带来任何风险或潜在的影响。陈凯表示：“在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前（不能进行相关试验），这是无可争议的底线，他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

伦理监督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在翟晓梅看来，一个理想的伦理监督委员会本可以避免这次的情况出现。他们将“熟悉中国国情和相关法律法规”，而不是只知道走完一趟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翟晓梅一直在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能力建设工作。据她介绍，中国的伦理监督在体系上已经建立完全了。但是，“伦理监督的能力建设依然是不一致的。委员会与委员会的能力差别非常大。”一些本地的医疗机构根本无法胜任伦理监督的工作，而已有的伦理监督委员会人员依然需要标准化的培训。她和她的同事希望制定规则，当涉及到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胚胎干细胞的干预、用生物材料作为研究或者作为产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监督委员会介入。“错了就是错了，谁的责任谁负。”针对这次的风波，翟晓梅说，“伦理监督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综合中国青年报 南方日报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代丽丽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