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资料图 新华社供图

赵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多与游牧民族接壤：东北与东胡交界，北与匈奴相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之戎为界，东与狄族鲜虞部落建立的中山国接界。这些游牧部落擅长骑马射箭，不同于农耕民族的战车、步兵，他们组成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战斗力极强。赵国深受其害的同时，也看到了胡人骑兵的长处：身穿窄袖短袄，行动便捷；运用马匹、弓箭，与车辆、长矛相比，灵活机动。于是赵雍将“着胡服”、“习骑射”作为提高赵军战斗力的两大改革措施。

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率军北上，图谋攻占中山国的地盘。经房子（河北临城县），抵代郡、无穷，登黄华山时，与辅政大臣肥义商讨“胡服骑射”之策，准备将其推向全国。他说：“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也许这个方案会遭到举世嘲笑反对，但也无法阻止我占领胡人土地和中山国的决心！”

于是赵武灵王下令赵国上下，改穿胡服，但国人都不愿意。

当时，中原华夏族人是宽衣、博带、长袖，与所谓“胡服”--短装、窄袖、束皮带、用带钩有明显的区别。士兵宽衣长袖，拖泥带水，行军打仗极为不便，改穿胡服，自然就要利索多了。赵武灵王的改革相当彻底，不但军队将士改穿胡服，就连王公大臣、普通百姓也要改变着装。华夏服装，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刚一出生就穿在身上，早已习惯自如，如今突然改穿胡服，不仅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在日常生活中，也一下子适应不了。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赵雍的叔父赵成更是带头反对，他宣称自己染病在身，不能行动，无法上朝。

赵雍将叔父视为首要争取对象，只要赵成改变态度支持，肯定能带动一大片。他派人前往解释劝说：“在家听从家长，在国则听命于君王。现今我推行改穿胡服之制，叔父大人却不赞成，我担心天下人会对你议论指责。治国有常法，不外乎利民为本；从政有常规，执行命令为上。明显的善政，须从上层开始贯彻实行，因此，我想仰仗叔父大人的威仪，完成这场变革。”赵成回道：“我听说中原之地，圣贤所教，礼乐所用，为远方所向往，蛮族所效仿。而今却反其道而行之，改穿蛮服，舍弃古风，违背人心，愿大王深思熟虑，再图实行！”派去的使者说服不了赵成，赵雍只得亲自前往，向叔父晓以利害：“赵国四面都是强敌，而我们的军队却没有骑射装备，如何守得住国土？先前，就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可以在齐国的支持下侵凌赵国，欺我百姓，引水围困鄗城。我变服骑射，并非追求新奇，而是重整武备，以报中山之仇！而叔父您，忘却了鄗城之痛，反对易服，实在辜负了我的期望啊！”赵成闻言，当即悚然，表示听命。第二天，他就穿着胡服上朝了。

着胡服由此顺利推行，下一步，便是军事改革--习骑射。

胡人在马背上长大，娴于骑射，由民转军十分顺当。对农耕民族而言，骑兵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兵种，欲将步兵转化为骑兵，难度相当大。培养、装备一个骑兵的费用，相当于十个步兵的支出。赵武灵王将赵国的精锐骑兵作为军官教导团，首先培训骑兵军官，同时招募大量胡人充实骑兵队伍。他还亲自选拔将领，加强对赵国军事大权的掌控。

对赵国而言，胡服骑射不仅是服装、军事装备等技术层面的变革，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性改造与转换。

就骑兵的装备而言，一个骑兵须配备两匹骏马，这便刺激了赵人的养马热情；骑兵用具多为皮革制品，牛羊的需求量就要增加；骑兵使用特制的弓箭，配长刀、短刀、皮篷等，多由胡人工匠打造……这些都与游牧文化相关。因此，胡人的服饰、语言、食品、医药、歌舞等，在赵国盛行开来，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强劲的“胡风”。

胡服骑射在赵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成效显著，国力大增。第二年，赵军就向中山国发动进攻，又西攻胡地，皆大获全胜。此后，赵武灵王又多次攻打中山国，终于在赵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将其灭掉。改革后的赵国，一跃而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秦国抗争的强国。

赵雍开中国军事变革之先河，梁启超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堪比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 赵武灵王能下决心进行如此全面改革，殊非易事。以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为据，夏朝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至赵武王时，中原文化经过了近两千年发展，已臻成熟。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原文明，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所谓正统人眼中，赵武灵王的“胡化”，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由于历史的积淀，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产生了一种较强的惯性与依赖，缺乏变革的认识与渴望。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唯有改革，才能激发华夏民族的勇气与动力。

（原标题：由“胡服骑射”说开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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