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记者：李俐

对谈嘉宾：松太加（电影《阿拉善色》导演）

尽管市场残酷，但陌生人发来的私信鼓励足以让导演松太加继续坚定自己的电影信仰。有观众写道：“没想到少数民族电影也能拍得这么好看。”事实上，松太加想要拍的并非少数民族电影，只不过把故事的人物和背景放在了他从小长大的藏区。他真正想要借电影探求的，不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是人的内心。

人的情感之复杂，对他来说犹如浩瀚宇宙充满着吸引力。也正是这种吸引力，让他毅然辞去了藏区的教师工作，只身来到北京学习电影。从早年为万玛才旦做美术和摄影，到后来独立执导的《太阳总在左边》《河》入围多个电影节，松太加已经慢慢探索出了自己的电影风格。他告诉记者，未来有机会的话，自己还想拍一部汉族题材的电影，甚至不排斥起用明星演员：“因为我的电影还是在关注人，而不是藏族。汉族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我也能驾驭得了，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就是东方文化。”

习惯先找到演员再写人物

记者:《阿拉姜色》讲述了朝圣之路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它的来源是什么？

松太加：最初是容中尔甲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老头去拉萨朝圣，路上买了一头小驴帮他驮行李，等到了拉萨之后，小驴已经长大了，和老人也产生了感情，他不舍得把它丢在拉萨，但找车运回去也不太现实，所以很纠结。我觉得把这个纠结作为一个剧本的切入点挺好的。动笔之前，我专门从成都跑川藏线去了一趟拉萨，我虽然是藏族人，但是老家在青海，所以不太熟悉川藏线的地貌。回来以后就开始写，正好跟我另外一个剧本的创意结合起来了。曾经有一个画面是比较吸引我的，就是说如果现任丈夫发现老婆带着前任的骨灰，这个男人会怎么抉择呢？我觉得这个画面挺有意思的，原本老人和驴的故事就慢慢淡化了，最后变成这样一个电影。

记者：容中尔甲老师是著名的歌唱家，这是他第一次演电影，为什么请他出演男主角？

松太加：这是我的一个方法吧，我每次写剧本之前必须得找到演员,凭空联想的话我想象不出。尔甲老师身上有一种特质很符合这个角色，除了年龄段差不多，面相上也是，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特别好的人，也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特别坏的人，这个人物必须有一种复杂性。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刚开始出场的时候好像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但是慢慢地，当孩子说到“当时我是很想跟妈妈过来一起住的，听说是你反对”，才看出他的另一面。

记者：都说孩子和动物的表演是最难的，您怎么和孩子讲戏？他能理解这个人物身上复杂的情感么？

松太加：其实我选择演员的余地特别少，懂藏文又会说藏语，还要学过表演的在整个藏区很少很少，即使有，每个地区的方言还不一样。所以我之前所有的片子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用非职业演员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给他讲太复杂的人物，他肯定演不出来，私底下也会心虚。所以我一贯的做法就是不跟他们说戏，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到了某一场的时候，我先示范，告诉他们怎么走位，我在监视器里看。我自己也用功了，每次不用执行导演，都是自己坐在监视器旁边，看完一个镜头，再跑到演员跟前跟他说，他不明白的时候再领到监视器旁边看回放，告诉他哪里有问题。这样的话，包括孩子和其他素人演员，脑子里是空的，只要完成当下的任务就可以了。如果让他悟到人物的复杂性后反而拿捏不了，因为他们没有正统地学过表演。

不想把计算好的情节传达给观众

记者：电影里涉及死亡的话题，但片中人物对待死亡的态度还是比较平静淡然的，这和藏区的文化有关么？

松太加：对的。我之前的片子好像都会牵扯到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这也不是我刻意选择的。对我自己来说，当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肯定会恐惧，这是普遍的，但是态度是可以改变的。在藏区，平淡地对待死亡，确实有一种普遍性。特别是老人，经常会说，早早上路挺好的，也会每天围绕着寺院转，时刻准备着面对死亡。我在北京漂泊了十几年，看到楼下的老人天天锻炼身体，似乎是在和死亡抗争。

记者：虽然一路的行走比较沉重，但影院里还是有不少笑声，您有没有想到观众的反应会是这样？还是说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希望设计一些细节让气氛轻松一些？比如撕照片那场戏，大家都在笑。

松太加：对呀，那场戏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写完以后，一个人哈哈大笑。这也是我的性格，笑能给人很多快乐，这是我非常希望的。其实我每次都写剧本的时候，没有想过观众的反应，我就喜欢这种本能的创作方式，一口气写完，想不了这么多。如果总是在计算的话，电影就变成一道算术题了，所有的情节设置都是算出来的。我在写的时候，常常是沉浸在人物的情感世界里，我特别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剧情都是按照人物的可能性在发展。

记者：电影里女主角的朝圣之路，似乎更大的动因在于兑现对前夫的承诺，而不单单是信仰。您怎么看？

松太加：对，我觉得是有一个复杂性在里面，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她肯定是查出来重病之后想要完成这个承诺，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兑现承诺，也有点儿太高大上了，我觉得不可能是那样的。她自己也说过，不希望像前夫一样，身上插满管子死去，所以这也是她的一种选择。作为作者，我是不喜欢交代清楚的，让每个人自己去填，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去理解这个片子，这样挺好的。

记者：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和解，这似乎也是您的电影里一以贯之的主题，为什么一直坚持在探讨这样一个命题？

松太加：这个真的是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的电影一直都在探讨自己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和解，但每次的创作其实并没有提前设定什么概念。我也怀疑过是不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可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对我打击比较大。很多导演都特别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想要表达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每次写完剧本以后最怕写剧情梗概，我从来不会写，都是请剧组其他人帮我写。

记者：有评论认为，这部电影摆脱了藏族电影的一些刻板印象，不再关注神秘化的宗教和自然风光，而是把镜头对准普通人。您为什么会做这样一种选择？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您作为一个藏族电影人的使命感?

松太加：也没有什么使命感，其实我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很多人习惯用文化来压住个体，我不喜欢那种叙述方式。个体的选择受文化影响，但没有了个体，连普通人的爱恨情仇都不具备，那会缺失了很多。所以我还是喜欢探讨人内心的那种困惑、抉择，挺有意思的，好像真的是一个浩瀚的宇宙一样。包括父子、血缘这些东西里面，我有很多解不开的秘密，所以我就把这些本能地放到片子里。我也不想当一个传教士一样的导演，把所有计算好的东西传达给观众，还是希望让每个观众自己去解读。

跟着万玛才旦辞职学电影

记者：您的电影多是关注家庭，您自己是成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

松太加：我的家庭算是非常阳光的，比较健全的吧，童年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或者阴影。我的父亲跟其他家长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人，而且是我们那个地方唯一正统学习过的，只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成分原因没让读大学，但是他的文化修养特别好。在那个年代，他就在藏区看过很多很多国外的书，包括在绘画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所以当我小时候很狂妄地否定传统文化时，他不会打压我，给了我很多自由。但是小学的时候，他也是我的老师，就扮演着双重角色，在班级里犯了错误他肯定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但回到家以后是一个特别宽松的成长环境。

记者：以前会有不理解父亲的地方么？我记得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

松太加：对啊，所以说人特别可怜，年轻的时候就想跟父母作对，想要摆脱他们的环境，不想待在他们身旁。走出去以后呢，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变成父亲了，又想回家。这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过程，因为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

记者：在藏区长大，从小接触电影的机会是不是会相对较少？

松太加：肯定是的，我也是到电影学院以后才分清楚什么是好的电影。以前我青春期看的电影，都是一些高大上的、励志的，其实没有表达个体情感的这种电影，它只是一个故事，而且还不是特别接地气的，有的是宣传工具，有的是赚钱工具。我也不是刚开始就选择了电影导演这一行，我以前也用藏文写过小说，但是接触了电影以后，可能是电影更符合我的表达方式吧。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去北京电影学院念书？

松太加：这跟万玛才旦（藏族导演，代表作《静静的嘛呢石》）有直接的关系，我每次都跟他开玩笑说，是你把我拖下水的。我们两个都写小说，有一次参加地方文学笔会认识了，聊起了电影，一拍即合。有一天他来找我，说他要去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要不要我们两个一块儿去。我想都不敢想，因为这意味着我要辞去教师那个铁饭碗。但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去了，2004年到了电影学院，我也不知道学什么专业，万玛比我早去一年，他就建议我学摄影，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搭伴儿拍电影，我就选择了摄影专业。

记者：当时去电影学院上学，有没有担心过万一干这行养活不了自己，或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去拍电影。

松太加：做好准备了。当时我所有的朋友、亲戚都反对，我老婆可能是被我说烦了吧，说“你去就去吧，将来可能得我养活你了”。为此，自己也付出了很多。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就直接进了电影学院的院子，两年时间内都没见过天安门，就在学校里学习，包括周六周日。那时候互联网也没这么普及，我和万玛又是藏区过来的，所以看电影的资源特别稀缺，那两年就天天看片。

记者：天天看片，有没有哪位导演或者哪几部电影对您影响比较深？

松太加：那倒没有，其实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吧，刚开始喜欢比较花哨一点的片子，然后可能喜欢比较文艺的那种。我现在说是枝裕和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是赶时髦，其实十几年前我就喜欢他的电影，也喜欢杨德昌，土耳其的锡兰。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