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雨

古斯塔夫·库尔贝《海平线上的风景》

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此次展览并不是东京富士美术馆的作品第一次来到北京展出，早在1992、1997年，该馆作品曾两度来到北京。在参观之后，观众们却能意识到展览主办方在策展上的用心以及邻国日本在收藏西方美术作品上的领先。本报记者专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杨冬江，分享展览细节。

从工艺美院学生到策展人

1992年，东京富士美术馆的藏品第一次来京便引起轰动，当年10月15日下午，“东京富士美术馆珍藏西洋绘画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就像中国美术馆于2017年举办几次特展时一样，1992年的美术爱好者们在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长队，等待进入展厅进行参观。

时任东京富士美术馆典藏部负责人的五木田聪（现东京富士美术馆馆长）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那次展览的一些细节仍然生动：“让我最为高兴的是，当时有很多年轻人从中国各地赶来参观展览。有一所美术大学的大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换乘了好几天的火车赶到了北京。美术馆早上开门前就等在了外面，几乎整天泡在美术馆里欣赏名画。”

尽管由于当年技术条件所限，展出的展品不能完全代表富士美术馆收藏的最高水准，但与西方名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还是让爱好者们心潮澎湃。在1992年那些热情的参观者中，杨冬江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杨冬江还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对于五木馆长口中说的“排着长队”同样印象很深。

25年之后，2017年，东京富士美术馆创始人、中日友好的倡导者池田大作希望能够以美术展览的形式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富士美术馆便派出了由馆长五木田聪带领的考察团队来中国考察。考察时正值清华大学美术馆展出“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特展，五木馆长看到了中国艺术陈列场馆二十多年来的长足进步，对展馆条件、策展水平各方面都很满意，便决定与清华大学美术馆进行合作，展出作品。而“从莫奈到苏拉热”展览的策展人，正是当年去看过“西洋绘画名作展”的杨冬江。二十多年后，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为了优秀的研究者、策展人，在杨冬江的策展之下：“从莫奈到苏拉热”展览收获了众多好评。

时任清华美术馆馆长冯远最终确定，与富士美术馆合作的展览可以以西方绘画为主要内容。杨冬江便于2018年3月赴日挑选作品，“富士美术馆方面最开始也没想到，我们会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连锅端’。”杨冬江坚持，既然合作展览，就要做“高标准的展览”。因为在他看来，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接受能力已经提升了层次。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五木田聪与杨冬江对于现阶段中国观众审美层次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再谈到参展画作的挑选过程时，杨冬江用了这样的话语：“挑选作品时，对于现在所展60幅作品的三分之二，日方都很‘傲娇’。”在杨冬江心中，这次的展览应该能够展现清华大学美术馆的学术水平，同时也要满足甚至超越走进这座展馆的观众的审美需求，所以他希望能够带回更多的经典原画进行展览，为了实现这样的计划，杨冬江甚至要求将许多富士美术馆馆藏但没有展出的作品拿来中国进行展览的要求。

日方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这才有了本次展览中从贝利尼到鲁本斯、雅克-路易·大卫再到库尔贝、雷诺阿、马奈、莫奈、莫迪利亚尼甚至于安迪·沃荷作品的一次大聚会。“参观完这次展览，就像读了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杨冬江这样说。

从遣唐使到“脱亚入欧”

能够从富士美术馆挑来对西方美术史如此系统、详细解读西方艺术史的一套作品、本次展览所体现出的学术性、展出画作的系统性恰恰道出了日本对于西方艺术品收藏的思路：“虽然日本进行西方艺术品收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很系统，有一种全景画的感觉。”杨冬江这样概括。

西方美术馆的收藏比日本的收藏脉络向前延伸得更远，“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的艺术家更多，而日本在收藏画作时更加注重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作品的收藏。日本的收藏是一种研究性的收藏，将西方的艺术史作为收藏的模板和范本，按照时间顺序以及艺术风格的流变来进行系统化的收藏。

这其实与日本文化界提出的“脱亚入欧”观念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从派遣遣唐使开始，日本长时间学习古代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演进了颇具其本国特色的本土文化。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国门由美国的坚船利炮开启，自此，以“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倡导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而其对于西方教育理念以及艺术理念的学习也在其中。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还出现了像藤田嗣治这样于法国学习、创作，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力的艺术家。

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留学西方的留学生的学习与研究，日本对于西方画作的收藏已经有所成效。甚至于其漫画的情节之中，都有与梵高经典画作《向日葵》有关的桥段和情节，这既是一种致敬，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日本国内对于西方艺术史学习的普及性。

在日本，有专门收藏近代美术作品的美术馆，也有致力于帮民间艺术家举行展览的美术馆，还有专门介绍日本美术的美术馆，等等。东京富士美术馆则不局限于时代性和地域性，面向全球。创始人池田大作曾说过，要让东京富士美术馆成为“介绍全世界的美术馆”：拿破仑让时代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让国王的财产变成了民众的财产，才有了今天的卢浮宫，富士美术馆还举办过以拿破仑为主题的展览，在推动艺术教育方面，该馆还与当地的学校举办活动，从而让更多的年轻人享受到艺术普及的成果。正是出于这样的收藏及运营策略，富士美术馆才有了西方艺术史“全景画”似的收藏。

让-巴蒂斯-西美翁·夏尔丹《绘画课》。

法国画家夏尔丹的作品《绘画课》画框上，还用标准书写的黑色字体写着他的名字，这是当时主流的装裱方式。

从“打卡”观展到了解艺术史

“艺术史全景画”味道的画作要来了，杨冬江还提出要带着原画框进行展出：“画框也是艺术品。”在法国画家夏尔丹的作品《绘画课》画框上，还用标准书写的黑色字体写着夏尔丹的名字——这正是画作产生时的主流装裱方式。这一细节也体现在了该幅画作的介绍文字之中。“有人对详细的说明文字提出了质疑，认为艺术品没有必要这样解释，但是经典艺术都有很强的历史背景，在展出时进行详细的介绍才能让观收获更多。”杨冬江举例道，“就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母校，正是因为有了认识和情感上的联结，才会有‘对话’和‘交流’。”

在此前几年，大众普遍在观看艺术展览时有一种“打卡情节”，即“我来这个展览拍照了”的心理，但作为策展人，杨冬江则希望来参观的观众能够看到画作背后的故事以及艺术演进的过程，这才有了本次展览的“从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洛可可、写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与后印象主义，一直到后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潮流”的策展主线以及相应的详细说明文字。

在采访的最后，杨冬江说：“现阶段，中国的美术收藏经常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作品的价值，以市场作为尺度和眼界，处在一种‘追明星的阶段’。与日本美术收藏的系统性、艺术性，西方收藏所展现出的多元化及文艺性的表达存在差距，这一点我们要承认。”

（原标题：从1992到2018 富士美术馆在京特展变迁）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