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宇

《五大道的冬天》朱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朱朱新近出版的诗集《五大道的冬天》中的一首《路过》，整首诗弥漫着消沉而倔强的情绪，并有一个突然喑哑的结尾：“人们相见时，都是捻暗的灯笼。”

生于1969年的朱朱如今已人到中年，想必大部分同龄朋友早已在岁月的砧板上耗尽激情，随着时代的滚筒涤荡起伏，直到变为“生锈的剑”。诗人想念朋友们在“过去时光中最好的样子”，却终究无奈于现实中“捻暗的灯笼”。

在江弱水为朱朱上一部诗集撰写的评论《怀旧的叙事伦理：朱朱的<故事>》中，他把朱朱近年来的怀旧写作归结为“反诗意，反戏剧化，反浪漫主义”，从而颠覆了那种把过去理想化、崇高化的叙事倾向——事物如其所是，避免朝向未来的期待和要挟。

新诗集里，朱朱的写作策略并没有发生明显调整，一如既往地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生命史这两个向度上开掘资源。

跟随朱朱的脚步，我们在诗集中可以触及的地理空间有香港（《双城记》）、婺源、燕山、太原、巴黎、佛罗伦萨、马德里、新泽西、纽约、天津（《五大道的冬天》）、上海（《重新变得陌生的城市》）、台北（《走在忠孝东路》）等。这些中西混合的地名一方面如广角镜头般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全球化景观，另一方面也提示着朱朱在涉足当代艺术评论之后日趋奔忙的身影。正如诗人姜涛在《当代诗中的“维米尔”》中所言，“随着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在朱朱近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出现了漫游的主题，视野也逐渐从江南城镇、古典的小说和人物，扩张至对异域文化和生存情境的观察。”

不过，在所有“记游诗”中，最令人动容的还是朱朱献给故乡扬州的那首《丝缕》：

过尽的千帆在水面划出远方的丝缕，/你缄默，是要我震慑于生命/有过如此漫长的开篇。月亮/已无法再捧离波心，但熟透的藕/被送到唇边，土腥味混合奶香，/要我确认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藕断丝连。

这就是姜涛指出的，“依照‘××与它的敌人’之结构，在他的漫游之中，我们却不时能读到频频的反顾、一种重返本地现场的冲动。”而扬州，这座如盆景般精致的江南小城，名正言顺地成为朱朱“反顾”的原点。

朱朱早期的诗歌一直以情感的优雅、克制和精准见长，近年来随着叙事诗的转向，他也开始偶尔在写作中注入更强的现实批判性，譬如《太原，2000年》。这是我私人偏爱的一首。或许是由于相似的旅行经验，其中如恐怖片般的蒙太奇片段足以让词语的电流震颤内心：

暗黄的路灯洒不到路面。据说/煤炭走私犯已经和妓女一起撤离——/空城，短暂的喷发之后皱缩成史前洞穴。/人们来这里与他们憎恨的权力合谋，/焦灼地榨取最快的回报。原野上/那些矿井像吸毒者注射完扔弃的针筒。

包括与整本诗集同题的那首《五大道的冬天》。五大道是天津殖民地时代的列强租界区，如同上海的外滩，遍布万花筒式的洋楼建筑。朱朱在这里游览、追忆后回到旅馆，打开电视机：

但电视机里的夜晚更冷，冷到无人/声称对爆炸案负责，冷到资本/在所有国家与制度背后垂帘听政，/冷到阿兹特克人不得不站出来辟谣：/并非世界化为乌有，而是将出现/重大改变。改变？……用遥控器说晚安。

在朱朱以往的诗歌中，很少见到如此直白地责问现实世界。然而面对悲哀和失望，朱朱的处理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口号式的呐喊，而是“用遥控器说晚安”的自洽。

除却自身的游历，对历史人物、文艺作品的反刍与复写仍然是朱朱施展卓越想象力的依凭和地基，其中有纳兰容若、巴什拉、鲁迅、布罗茨基、小津安二郎、马可·波罗，维米尔的《地理教师》、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不能不提组诗《清河县》的续集，它被安排在诗集的最末。十多年前，组诗《清河县》从诗集《皮箱》（2005年）中横空出世，曾令诸多读者和评论家惊叹着迷，当然也为朱朱带来了些许迟到的声誉。

在老友刘立杆撰写的回忆性长文《岬角》中，他如此描述《清河县》对朱朱所具有的转折意义，“他不仅‘开始抖落周身的芒刺’，也将过去倚重的想象力对现实的重组，历史境遇的多重折射，巧妙地置换成对于人性的复杂性与相对性的自我理解。”

由于《水浒传》、《金瓶梅》的强力塑造，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风月故事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无比熟悉的桥段。在第一组《清河县》里，每首诗中的“我”对应着文本的不同主体，比如郓哥、西门庆、武大郎、王婆等，唯有欲望的中心——潘金莲缺席。时隔15年后，朱朱写出了第二组《清河县》。但这一次，每首诗都变成了潘金莲的独白——

我们早就活在一场相互的谋杀中，/我从前的泪水早就为/守灵而滴落，今夜/就让我用这盏灯熄灭一段晦暗的记忆，/用哭哑的嗓子欢呼一次新生，/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我/这个荡妇，早已在白色的丧服下边，/换好了狂欢的红肚兜。

这是一幕潘金莲为武大郎守灵的场景，极尽张力的修辞背后，人性依然在朱朱精心构筑的反转剧场中被严酷地拷问。在此意义上，或许还从未有人彻底逃离出小小的清河县。这就是“原型”的力量，像一个被层层剥开的生洋葱，辛辣而解腻。

多年前，朱朱在一篇访谈中描述了作为一名诗人的尴尬处境：“我知道人几乎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仅担任一个角色，尤其是现在，一个诗人无疑是一头恐龙，并无生存的可能。”其中的比喻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尽管真正诗人的生存情形并未有过多好转，但我知道写作的激情从未因其他事务而在朱朱那里被抵消，就像他用海去隐喻那种近乎献身的勇气：“是的，只有撞击过/才满足，只有粉碎了才折返，/从不真的要一块土地，一个名字，/一座岸——虽已不能经常地听见/身上的海，但我知道它还在。”（《我身上的海》）

（原标题：诗人身上的海）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