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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多侠义,本人也是如此?三类接触认识真实金庸

2018-11-15 10:27 北京晚报 TF019

我正在成都讲学,讲到《鬼雨》,讲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坚”、“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讲到《鬼雨》所写的“莎士比亚最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讲到《红烛》的“烛啊越烧越短,夜啊越熬越长”--10月30日晚上八时许,手机铃声响了(演讲前忘记关掉手机),一位朋友来告,讯息有如武侠小说中“夺魂铃”那样攫然惊示,金庸先生离世了。我正在讲的题目是《消失了,满天壮丽的霞光--余光中诗文里的生与死》,另一颗文坛巨星此日黄昏陨落(1924-2018)。

黄维樑


金庸。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大学四年(1965-1969年)的“悦读”岁月,书肆有深黄卷、台北文星出版的《逍遥游》和白皮书、香港邝拾记发行的《神雕侠侣》。右手执余光中,左手执金庸,我的课外阅读不亦乐乎!阅读、评论余光中,我渐渐成为论者谬许的“余学”专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说,如《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我也没有放过。此外,我几乎每日都读《明报》创刊人金庸亲自执笔的“明报社评”,他“港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评论中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镜(《文心雕龙》认为评论文学要力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他办报纸,秉持“事实不可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原则,我诚心接受并发扬之。梁启超认为小说对读者的影响力,有“熏浸刺提”四种;金庸作品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熏”和“浸”。

读其书,论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学初探》中,我泛论金庸的武侠小说,认为他的十五本作品,很多都规模宏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特出,加上民族大义、哲理情思--特别是撼动人心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情意,这些作品实在有高度的文学成就。不过,武侠小说十中有九耽于虚幻,情节离奇,巧合太多,与现实世界有一大段距离,金庸的作品也不免于此。至于《明报》的社评,我在书中力称其语言浅近而文采不凡。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举行一个金庸作品研讨会,我发表了题为《童蒙可循此而学文》的论文,指出其小说语言有流畅简洁之美而无“食欧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在新世纪的一个“金庸年”应邀撰文,用了《金庸: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这样的题目,说明金庸在华文世界处处“存在”,影响深远。此文后来收于今年出版的拙著《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

与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上世纪80年代我在《明报》写专栏,并投稿给《明报月刊》,金庸亲自写短笺回复;两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而他“称兄道弟”,古风盎然。1999年我有博士生江君毕业谋职,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查良镛(金庸的本名)教授来信欣然接纳我的推荐,才学兼优的江君就业成功。世纪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查大侠寄来年片,加以安慰勉励。我任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主编“爱读式语文系列”书籍,邀请金庸任顾问,他慨然应允。

金庸曾说“侠”的精神是“舍己为人”,旨哉金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触,显现出他“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爱护后辈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对金庸一个文化沙龙的记述。这源于我和他的第二类接触:“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触。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说和报业的出色表现,声誉日隆,社会地位日高。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请金庸莅校主持“晚餐聚谈”的讲座。查大侠如期带着年轻的夫人来了,云起轩里,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汉云集,小小骚动起来。金院长风趣的开场白既毕,大侠开金口,发表他对中西小说的意见;对大仲马、狄更斯与茅盾等都有点评,并略为“夫子自道”,谈及其《射雕》、《屠龙》、《碧血剑》诸说部。金庸的小说世界,其英雄才高、谋略伟杰,诚然“雄才伟略”,且时而杀气腾腾,显示阳刚壮美的气象;他的言说风格,却呈现年轻江南书生轻声细语的谦逊阴柔。是晚“云起轩论剑”,我应台湾一报纸副刊主编之邀,权充记者写成报道。

1999年我受委托,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力筹办“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北京的一位与会者杨先生,带来其新出版的文集两套,每套十册,一套赠我,一套拟赠金庸,请我安排机会拜访他。金庸答应相见,设宴于高级酒楼以欢迎远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谈,金庸的言说语调,一仍云起轩的沙龙之风,一片风轻云淡。当时《鹿鼎记》的英文译本面世不久,金庸对此译本有微词:合约订明是全译,但出版的书不然。口出微词,而语调仍然不大不重。是晚气氛轻松,查太太出示刚买到的Hello Kitty新产品,颇有童真趣味。

金庸为香港九七回归献策建言,充分表现其爱港爱国的大情大义。2002年他在广州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序”中即指出,“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是其作品要表达的一个旨趣。他渐渐成为港人所敬重的公众人物。公开大场合远远见面不算,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两次。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金庸年事高,据说患有脑退化症,近年不在公开场合出现。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饶宗颐、刘以鬯、高锟诸先生时,国字大脸、轻声小语的金庸也常现于脑海。近日在成都与友人谈文说艺,无端也语及金庸。话说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学当客座教授,当时成都正扩建杜甫草堂,请市民提名,要选出草堂的形象大使。和杜甫与成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金庸,竟有人提名;查大侠的文名之盛、作品之影响,是“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的又一例证。30日晚在谈论文学中的死亡时,金庸的噩耗轰然传至,这是什么样的“冥冥”,什么样的“存在”?

大半年来,我先后出席了余光中以及高锟的告别仪式;成都之行结束,我返回深圳-香港,面对另一场告别活动。金庸离去人间的翌日,香港各大报无不头版头条广泛报道,金庸曾任职的《大公报》竟然用了七大版。加上其他媒体的,简直“广泛”到铺天盖地了。“音容宛在”而人已不在。死亡之神的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间就夺去这几位我认识且敬佩的英杰之士。

余光中2014年写诗悼念诗友周梦蝶,说天界将有纳兰性德、弘一大师等亦友亦仙迎接他;为了筹办大礼,“所有天使都加了班”(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隽句)。香港人送别金庸的场面将非同小可,我想天上的大仲马、狄更斯、茅盾等以至黄药师、洪七公、郭靖、黄蓉等男女老少则必定列队欢迎,天使也必加班工作。杜甫祈求建筑“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天上的白玉楼,也有广厦千万间,以让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东坡、但丁、莎翁以至光中、金庸这些文士欢然论文--或者论武--吗?我这种种想象,仿仿佛佛朦朦胧胧幻幻真真,这些天界神思,这样与金庸的接触,应是第三类了。

“第三类接触”的名称来自科幻电影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地球人接触的是外星人。美国有科幻电影,中国有武侠小说。金庸是武侠小说的大宗师。

(原标题:我与金庸的三类接触)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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