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四十年来，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时代符号消失了，转而迎来了不少新事物：曾经是居民家中“命根子”的粮票消失了，琳琅满目的粮油产品出现了；曾经被咱北京人称之为“小面”的黄面的消失了，地铁的线路越来越长了，共享单车出现了；曾经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不见了，现在的手机已经可以刷脸了……

时代的变迁，带给我们的是新生事物的美好与便利。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发《印记——庆祝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在回忆那些曾经不可或缺的生活印记的同时，感受国力增强带给百姓生活的美好变化。

“粮票退出家庭，是一个时代的开始。”77岁的白少川感慨地说。白少川在北京粮食部门工作39年，直到退休，曾任北京市粮食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著有《北京粮票简史》一书。

粮食行业的发展变化是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的的确确，粮票曾经是人们每天都不可分离的“饭碗”，经历过粮票年代的人都有着深刻的回忆。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逐渐丰裕，我国经济也逐渐走向繁荣，粮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5月10日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第一天，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北京流通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宣布作废。 资料图 新华社供图

“家里的白面优先给亲戚吃”

讲述人：邱秀英 79岁 当年职业：建外旅社客房服务员

清晨7时，东坝泓鑫家园，79岁的邱秀英起床到厨房给自个儿准备早餐——揪面片。爱吃面食的她也会做很多面食：包子、饺子、面条等等都不在话下。，“现在面粉都有好多种，你看这饺子就是用饺子粉做的，吃起来特别筋道。”话题转到“粮票”上，邱秀英说，那个时候的回忆太多了——

1978年，当时39岁的邱秀英住在还住左安门内向新西里，在建外旅社做客房服务员，“我们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的，当时定量是一个月32斤粮票，其中有20%的白面，我婆婆是没有工作的，当时定量一个月是28斤，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婆婆28斤都不够吃的，后来还补了半斤豆票，可以买黄豆。”

当时邱秀英是家里当家的，随身都带着粮票，由于没有钱包，她都夹在自己的工作证里。不过有一天，这工作证竟被人偷了，邱秀英当时急得直上火，“这粮票真是家里的命啊，丢了可怎么办啊，我真的给急坏了。”还好，后来这粮票让公安人员给找回来了，邱秀英觉得“命”回来了，自那次后，她看粮票看得更紧了，生怕再丢了或被人偷了。

用粮票的年代，邱秀英家里常吃的就是“两样面板条和金银卷”，“两样面板条”就是用白面和棒子面混在一起擀的面条，因为有棒子面，所以不能擀长，一长就容易断，家里就叫做“板条”。金银卷也是用棒子面和白面一起做的花卷。有一次家里孩子过生日，邱秀英做了白面条，孩子们吃起来高兴坏了，吃面条的声音都比原来吃板条的声音大了，“哧溜哧溜”地吃起来特别带劲儿。邱秀英说，那是破例，一般白面条都是家里来朋友或者亲戚时，招待他们用的，“我总不能让别人吃棒子面吧，我都紧着他们吃白面。”

如今，邱秀英的面食是变着花样吃，“现在是努力就有钱赚，就有饭吃，想吃啥吃啥，物质特别丰富，好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咱都能吃上，哪里还用得上粮票，甭说粮票了，钱包都不用带了，手机全搞定，我现在各种网络支付用得也挺溜的。”

“粮店门前排长队曾是城市一景”

讲述人：张文彦 60岁 当年职业：牛街第一粮店售货员

今年60岁的张文彦从58中一毕业就分到粮店工作了。1978年那会儿，他在牛街第一粮店当售货员专门卖粮食，“那会儿还有售粮机，不过由于其粉尘大，电线容易接触不良，没用两年就淘汰了。”

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各个城市最繁忙最热闹的要数粮店了。张文彦回忆说，每月15号和25号都是粮店最最繁忙的日子，根本闲不下来，“15号是开支的日子，25号就要把这个月的定量都要买完，所以这两天都要排大队。”那会儿，粮店门前排长队是城市一景。“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先去排队，然后，大人再拎着面袋子来替换孩子，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扎紧口袋离去，那时候买完粮食回到家，身上总显得不太干净，买一次粮食，浑身上下都是白的。”在北京粮食部门工作39年的白少川回忆说。

由于关系到老百姓的吃，张文彦所在的粮店也成为周边居民关注的焦点，当时周边居民没有不认识张文彦的，都亲切地叫他“小张”，“家里孩子多的，粮票真有不够吃的，我们就尽量给通融一些。”1985年，为了让居民吃得更为舒心，张文彦的粮店内还售卖粮食加工产品，鲜切面、猫耳朵、面疙瘩是店里的招牌产品，“当时粮食机械研究所到我们店内做机器推广，做机器推广，在店里试验，正好有猫耳朵和面疙瘩模子，这些产品一出来深受好评，周边的友谊医院、宣武医院的都来采购，当时是一斤粮票给一斤二两面疙瘩，我们当时一天生产12袋面的，有600斤，鲜切面也很畅销，一天要生产32袋面的，供不应求。”

“现在不用粮票了，说明物质极大丰富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珍惜粮食，这才对得起改革开放，对得起经济发展。”张文彦说。

“再也不用为没有粮票买不了粮食发愁”

讲述人：白少川 77岁 当年职业：市粮食公司总经理

白少川是个老粮食人。他1962年参加工作，在粮食系统一干就是39年，直到退休。

他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密云石城公社的一家粮店。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粮票被人们视为宝贝，缺一斤粮票就要饿一天肚子，粮票成了老百姓的命根子。

1979年，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白少川被调入北京市粮食公司继续做粮食供应管理工作。虽说那时粮食的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生活仍是低水平的。那时粮店的供应品种少得可怜，只有“两白一黄”(即白面、大米、棒子面)，粮食人叫它“老三样”，“面粉平时供应的只有标准粉一种，到了春节才每人供应2斤富强粉，让市民能吃上一顿精制粉的饺子。”

白少川回忆，当时大米供应的都是从南方调入的早籼米或晚籼米，北京人管它叫“机米”，蒸出米饭来没有油性口感粗糙。要想吃北方产的精致的圆粒大米，也要等到春节、国庆节，每年只供应一两次。香油也只有每年春节每人供应一两，是照顾市民拌饺子馅儿用的。

上世纪90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彻底摆脱贫困，走上了富强的道路，粮食供应走向市场，粮票自然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据统计，到1990年底北京全市储存粮票达3.2亿斤，相当于全市居民两个月的口粮定量，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1993年，白少川参加了北京市粮价改革工作，市政府决定自1993年5月10日起，北京市粮票停止使用，“这一天，全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从此，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没有粮票买不了粮食发愁了。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买多少斤就买多少斤。全市1500多家粮店，经过改制，大多数办成了粮油食品店或粮油食品超市。”经营品种也琳琅满目，早已告别了当年的“两白一黄”。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于建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