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希

“经远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与姊妹舰“来远”造价共计1739761两银。1887年底，二舰与“致远”、“靖远”、“左一”号鱼雷艇一起回国，加入北洋水师。1894年9月17日，“经远舰”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被四艘日本巡洋舰联合击沉，管带林永升以下231人阵亡。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

这场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以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被迫与日本进行和谈。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最终赔偿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它给中国人内心情感的冲击要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原本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华帝国，竟然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思想史学者葛兆光曾说，1895年是“思想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大部分历史书也认为，甲午战争标志着晚清进行了30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国在近代变革的道路上，只模仿西方枪炮而不变革制度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段屈辱史，这种屈辱牵涉着此后中国人的情感，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我们以结果为导向的浓烈情感，遮蔽了晚清时期30多年的洋务努力，也忽略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之路上，洋务运动所奠定的基础。谈论近代史的人，常常会大谈特谈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如何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如何进行戊戌变法。对于现代化海军的建立过程，却几乎没有多少人有所了解。

伴随着“经远舰”的考古成果，我们不妨透过它的历史，一起回顾北洋海军的建立过程，重新还原那段被遗忘的近代化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的反省

中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有了建设一支现代化海军的设想呢？姜鸣在其权威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中认为，这个设想是在1856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首先建议的，“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

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军机大臣文祥上奏，中国需要建设三支水师，并得到朝廷的认可。

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内部的一些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失败不仅仅是将帅指挥无能和士兵缺乏训练，更重要的是军事装备落后和兵制腐败。

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给道光皇帝上《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他呼吁，中国应该努力改善武器装备，如同战争时期勇敢杀敌一样，都是增强海防力量，积极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举措。魏源在《筹海编》中也建议，中国应组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我方如果有战舰，则可以与陆地之兵夹击敌军，敌人也会有所忌惮，不敢在沿海肆意侵扰。

应该说，魏源这种以陆军作为主力，以海军配合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后来坚决不让北洋海军进入远海作战，于此便可见到端倪。

不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引起中国官绅阶层的普遍觉醒，“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软尘私议》）。然而，这一次的海防大讨论，的确为后来建设近代化海军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筹建海军的失败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次，英法联军从天津登陆，消灭了僧格林沁所率领的2万5千最精锐的蒙古铁骑，攻占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被迫逃到承德避暑山庄。这一事件，让朝中大部分的大臣意识到，中国之败并非想象中的军队不用命，实际是技不如人。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南方平叛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也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逐渐接受了徐继畲、魏源等人之前所提的建议，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恭亲王奕?、大学时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立即建议曾国藩在上海设立兵工厂，并从朝廷划拨一部分关税用于雇佣、购买外国兵船，“以济兵船之不足”。

1861年2月27日，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议定，从英国购买中号兵轮3艘，小号兵轮4艘并聘用外国官兵。

然而，具体负责操办此事的李泰国擅自委任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新军舰的编队思想，并擅自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企图由英国政府控制中国舰队。

这一决议自然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军舰刚进入天津之后，旋即解散，军舰也变价出售，清政府为此损失了67万两白银。15年后，赫德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一事件“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

虽然阿思本事件没有像赫德所说的那么夸张，但是带来的一个客观影响则是“中国国内‘造舰’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压过‘购舰’”，此后，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先后在上海、福建马尾创建西式造船厂，开始了自力更生、自行建造近代化军舰的尝试（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

从“购舰”到“造舰”

我们现在，一提到近代中国的海军，首先想到的就是北洋海军和创立者李鸿章。其实，最早用西方技术制造军舰的是曾国藩所创立的江南制造局和左宗棠创立的福州船政局。这两地所制造的舰船虽为木船，但已是蒸汽动力的战船，配备了锅炉和先进的火炮。

此外，福州船政局也创办了被称为“新海军的摇篮“的福建船政学堂。这所学堂以学习算数、几何、微积分、动静重学、水重学、光学、热学、化学、航海学、英语等西方最先进的科学为主。后来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等都从这里毕业，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震动的严复，也同样毕业于此。

北洋水师建立之后，朝野诸人竟以“闽党”来指代北洋海军各舰将领。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更将战败的错误归咎于“闽党蟠结”（张佩纶致函张人骏），说丁汝昌“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严复性尤狡猾，主持闽党，煽惑众心”（文廷式《为海军失律请旨将在事人员分别惩办折》）。

时人的这些言论，无非是用标签的方式寻找战败的替罪羊，但另一方面也证明福建船政学堂所培养人才的影响力。

铁甲舰的出现

1874年，日军借中国属国琉球的船民在台湾南部被杀害一事，开始武力侵犯台湾。福建船政水师受命往返于福建和台湾之间，迅速调度兵力，并在海上进行布防，对日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不过，日本军舰中的“龙骧”和“东”两艘铁甲舰，也让中国官员眼界大开，意识到铁甲舰的威力。

由此，朝廷内部开启了新一轮购买还是制造军舰的讨论。

不论是在海军史专家陈悦还是在姜鸣的论述中，都将这一次的讨论称之为“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其他很多历史著作，也将这一次讨论称之为“海防塞防之争”，认为当时清廷内部就到底应该为收复伊犁而在新疆展开军事作战，还是应该发展海军力量防守沿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一次的“海防”讨论应该是清政府内部第三次的大讨论。根据王宏斌在《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一书所做的研究，此次海防讨论，绝大多数地方督抚和官员都“支持加强海防建设，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筹集海防经费上，表现在如何人士铁甲船的作用上，表现在是究竟以岸防还是以水防为主的军队布防原则上”，海防和塞防之争并不是主流。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朝廷决定建立南洋和北洋两支海军，并决定继续向英国购买铁甲舰。

当然，李鸿章等人之所以积极向英国购买铁甲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鸿章等人受到了一本书的影响，这本书叫做《海防新论》。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人希理哈，他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参与了1861年到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战后回到德国，于1867年将自己的见闻写作成书。19世纪70年代初，这本书由传教士傅兰雅和华蘅芳翻译成中文出版。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海军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如何阻止船只进入内河，如何制造水雷和河口的探照灯等。其中，还介绍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铁甲战舰。

1862年3月9日，美国南部军队率先使用了刚刚制造成功的铁甲舰，随后，北方军队也纷纷仿效，铁甲舰正式进入了世界舞台。

《海防新论》中文版一经推出，就在政府官员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多次在奏折中引用《海防新论》中的观点，随后两江总督李宗羲、江西巡抚刘坤一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引用该书，向慈禧和同治皇帝上疏，建议中国购买铁甲兵船和制造轮船。

李鸿章等人能在铁甲舰问世几年之后，就注意到了它在未来海战中的重要地位，不能不说其所具有的前瞻性，同时，也证明晚清地方官员并没有我们后来想象的那样闭关自守。

从这次讨论之后，中国的海军建设明显加快。参加甲午海战的“超勇”、“扬威”两船也是在这个时候向英国订购的。后来，李鸿章又命人出洋考察英、法、德等国铁甲舰的质量和性能，最终分别于1879年和1880年从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定远”更是被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

这两艘舰船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日子里，成为北洋海军手中的王牌军舰。1886年，“定远”、“镇远”等6舰曾访问日本长崎，并在那里进行大修。这两艘铁甲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排水量7355吨，航速14.5节。对于日本人来说，俨然就是两个庞然大物。站在码头的日本人无不惊叹、羡慕和愤懑。由此可见，当时北洋海军的实力。

海军衙门的建立

为了更好地协调海军事宜。1886年10月24日，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此后，北洋又继续订购了“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4艘铁甲舰。

“经远”、“来远”属于同一种类舰船，仍旧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李鸿章还委派时任驻德公使许景澄亲自督造，是当时最先进的装甲巡洋舰。“经远”级巡洋舰排水量2900吨，长82.4米，宽11.9米，最大吃水5.11米，动力系统采用的是两座先进的卧式三胀往复式蒸汽机，配套使用4座分别安装在2个锅炉舱内的燃煤锅炉，功率5000匹马力，航速15.5节。

经远舰是典型的船头对敌的军舰，上面安放了两门1880式210毫米35倍口径克虏伯钢套箍炮，副炮为两门1880式150毫米35倍径克虏伯钢箍套炮。这4门大炮可以通过电发装置实现齐射，炮火异常猛烈。此外，舰上还配有速射炮和鱼雷等装置。

经远舰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全舰已经实现了电气化照明，安装有250盏左右的电灯以及两具照度为40000支烛光的探照灯，所有的电气系统的供电，由舰内两台发电机提供。“经远舰”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炮舰技术水平。（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

经远舰的管带为林永升，为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林永升曾被派往“建威”练船实习，后被派往英国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们不仅学习了力学、化学、电学等基础课程，也学习了画炮台图、海道图、铁甲舰、炮弹等实用技能，随后又学习驾驶理法，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之后，又在英舰“马那杜”号上实习。1880年，林永升学成归国，后被任命为“经远”管带。（见姜鸣编《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

根据《海军实纪》所附《死难群公事略》所载，林永升的性格是“性和易，与人接，惟伤其意，遇文学之士，退然意下，延誉不容口。待士卒有恩，未尝于众前斥辱人，故其部曲感之逾深，咸乐为之死也”。

从林永升的经历和性格，我们也可以看出北洋海军的将领在当时也受到了世界上最一流的教育，接受了最一流的理念，同时，也懂得用现代理念管理部下。

随着“经远”等舰的来华，李鸿章还命人制定了“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的《北洋海军章程》，其中事无巨细地对海军的一切行为做了规定，完全是近代化的法规。

不过，学者马骏杰认为，由于该《章程》实属初创，其中存在着多种疏漏，这也是造成了后来甲午海战中国战略失误的重要原因，比如该章程中没有写明最高长官以外“统一指挥”的问题。这导致在甲午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后，全舰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

其次，是没有规定海战中作战舰船在何时退出战斗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致远舰”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没有选择退出战场驶往近岸修理，而是孤注一掷撞沉吉野。（见马骏杰《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

“升旗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那么，既然北洋海军有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人才，为何会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呢？

许多历史书都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晚清落后的制度问题。比如，北洋海军军备废弛，克扣士兵军饷，没有用经费购买武器弹药，用劣质的弹药以次充好等。

这些结论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北洋海军作为晚清最重要的近代化舰队，从它建立伊始，清政府就对它特殊对待。虽然职衔相同，但北洋海军的长官和士兵的薪资多于其他部队，同时，配备了众多的“洋教习”来进行训练。此外，由于丁汝昌不懂海军，清政府不得不聘请一位西方人充当“总查”（同提督衔）来全权负责北洋水师的诸多事宜。

其中，对北洋海军贡献最大的为第三任总查琅威理。“自琅氏至军后，北洋海军的海上活动大为增加，范围亦较为扩大……同时在战略上，也使我国由海岸防御，一变而为近海防线。”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北洋海军名列远东第一、世界海军第八位”的说法，就是琅威理在任时，由《英国武备报》所做出的评选（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然而，1890年3月，北洋海军内部发生了“升旗事件”。当时，北洋海军正按照惯例在南洋过冬，停泊香港。提督丁汝昌离开之后，总兵刘步蟾、林泰曾等人擅自取下总督旗而改升总兵旗。

有提督衔的琅威理，自然在内心认为这是对他的蔑视，于是与刘步蟾等人展开争论。争论愈演愈烈，琅威理亲自发电报请示李鸿章该如何解决。或许，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认为，北洋海军完全可以摆脱西方“洋教习”独立发展，并没有就此事偏向琅威理。

琅威理愤而辞职，李鸿章竟欣然同意。学者王家俭认为，这一事件让中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从此之后，英国撤退了在北洋海军中服务的英国技术人员，拒绝了中国赴英留学的第四批学生。

此后，北洋海军的军纪开始迅速废弛。1891年夏天，当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等舰队再次访问日本，就有报道说士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军纪涣散，这也为后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给予了信心。

结语

甲午海战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124年。随着“经远舰”被发现，人们再一次想起了那场决定中日命运的战争。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屈辱感，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曾经的中国人也为富国强兵做过诸多积极的努力，无奈清朝政府腐朽已极，军事上的努力已经无法将其挽救。

然而，正是有了晚清近代化军事的努力，当中国的革命者们“打破旧世界”，扫清了制度上的羁绊后，人们才能在晚清所奠定的近代化基础之上更快发展。

晚清洋务运动所做的努力，不应该被我们忽略。

（原标题：“经远舰”背后：近代化大幕下的晚清海军）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