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而《启蒙观念史》的研究更进一步。作者文森佐·费罗内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1启蒙运动研究权威学者，都灵大学近代史教授，法兰西学院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针对启蒙运动哲学和历史学解释令人困惑的现象，文森佐·费罗内认为，必须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启蒙运动，才能理解其本质及重要性。作者通过分析18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界定、阐释启蒙，双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分野，对启蒙观念所遭受的误解、滥用和捍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试验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它重塑了西方的身份认同，通过人权的发明革新了政治，创造出一种批判文化，并重新定义了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我和生活的认知。

如前所述，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伸张理性，确立人权。1783年，《柏林月刊》公开正文，讨论“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年，康德撰写了《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他明确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毕竟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正如李宏图在序言中所说，一批启蒙运动领袖以理性为旗帜，批判一切，裁判一切，重构一切。“在政治领域，他们要求改变欧洲旧制度下的专制制度，要消灭专制主义，实现和保障人的权利；在社会方面，他们批判等级制下的世袭特权，要求消除阶层固化，实现平等；在宗教领域，他们反对教会权威，反对宗教迷信，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彻底打碎强加给人们的宗教枷锁；在知识领域，他们倡导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探索，推动科学实验和发现，把人们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而洛克与伏尔泰显然触及了当时欧洲最紧要的问题，他们主张政治与宗教、教会和国家之间一刀两断，两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重申那条福音格言：“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政教分离最终成为制宪的重要准则，法学家菲兰杰里、政治家杰斐逊、文学家莱辛等人纷纷对此表示支持。新的人道主义催生了新的价值观，所有宗教均被告知：永远不要忘记人的尊严和中心地位，不要把人仅仅当做上帝设计的世界的一个齿轮。

毋庸讳言，启蒙运动一直面临着各种批评，而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各种解释。而这一切的起源在于，1791年7月，伏尔泰进入先贤祠；1794年10月，卢梭进入先贤祠。按照当时法国国内外宣传和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启蒙哲人被永远树立为世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之父。反动派和革命派在其他方面都有分歧，将启蒙哲人视为革命起源却很一致。其后，每逢周年纪念和各种纪念活动的揭幕仪式和典礼，启蒙哲人要么被诚挚感谢，要么被仇恨谴责。在整个19世纪，由埃德蒙·伯克1790年在其《反思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提出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这一范式被扩散和巩固，启蒙运动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摇篮。

伯克谴责启蒙哲人，认为启蒙哲人有意识操纵早期公众的观点，由此导致了政治和宗教秩序的倾覆。尤其在法国首都，伏尔泰和狄德罗等名流创办的哲学团体，这些“政治文人”组成的团体是一个不安分又傲慢自大的团体，这首先归咎于法国绝对君主制实施不幸的文化控制政策。这使得16世纪本来是私人性质的“文人共和国”转变成旧制度下一个好战团体。从此以后，分析以伏尔泰和卢梭为首的启蒙哲人的观念和行动就成为大革命历史学研究的必备环节。据此理论，由文人和思想家掀起的思想运动与政治社团并举，其后它接管一切并通过其抽象特质和纯粹的文学性精神，创造出恐怖的革命果实。文森佐·费罗内认为，基佐、托克维尔、泰纳以及许多学者都从这一观点做出了不同诠释。随着斗争加剧，这一思想力量犯下的罪行不断腐蚀着历史真理。

即便如此，“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这一范式早在19世纪初就遭到了质疑。例如，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书中，将大革命描述为对启蒙运动、对恰当地理解启蒙运动的一种致命威胁。在德国，尼采最先对这一范式“虚伪的意识形态做了最为重要的谴责，并认为它在历史层面上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论障碍”。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特乐尔奇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启蒙运动在世界历史中享有完全的独立性，而且它确实是西方现代世界的核心所在。

《启蒙观念史》提醒人们，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不能直接画等号，两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即便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卢梭的思想也不能为罗伯斯庇尔的暴行背锅。正如文森佐·费罗内所言，历史首要的对象不是“精神”，而是在时间之中的人，是他的社会性和个人性。

（原标题：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摇篮吗？）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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