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田

司马金龙漆屏

司马金龙漆屏于1965年出土于山西大同市东南7公里处的北魏驸马司马金龙的夫妻合葬墓中。墓的年代大约是司马金龙去世的北魏太和8年（公元484年），所以漆屏上的工艺和绘画都是五世纪晚期的可靠遗存，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而言，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司马金龙墓出土时已经被盗，漆屏被拆散后零散地抛于墓的甬道及后室南部。考古工作者清理出较为完整的漆屏5块，每块各有破损，大小也不完全一样，大体是每块纵80厘米，横20厘米，厚2.5厘米，用榫卯结构拼接。每块漆屏的两面皆有绘画和题记，每面绘人物四层，每层都是单独的画面，还有榜题说明绘画内容。笔者推测漆屏原本可能是六块，或许是唐式六条屏的前身。现在遗留的五块漆屏，有三块在大同市博物馆，两块品相最好的在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的两块漆屏可以拼起来，正反两面各四层图画，共有八个故事画面，这次展览上展出了其中保留最好的一面，背面保存状况不佳，以照片形式展出。

漆画并不是一般的髹漆，而是以木板和漆来作画，是一种古代的绘画方式，类似于壁画和纸绢画。司马金龙墓的漆屏以柏木做板材，先以织物贴敷做漆灰地，平整后髹朱漆做底色，然后再用称为“描漆”的技法绘画。具体而言，是用黑漆线描人物和器物的轮廓线，然后在轮廓之内填色，最后画上人物五官、衣褶花纹等细节。红漆和黑漆坚实耐久，目前保存较好，但是其他色彩用油料调成，上面不罩漆，所以普遍容易脱落，尤其是人物面目用的是铅白打底，剥落后看不清楚，十分可惜。榜书题记用黑漆写在黄色颜料上，如果黄色颜料脱落，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所幸很多文字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可以辨认绘画内容。

司马金龙漆屏是考古出土，年代准确，所以可以为传世作品做时代的锚定。漆屏上的画面以列女图为主，也就是历代的贤德女子，如虞舜二妃、周室三母等。从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和传世的《女史箴图》（传东晋顾恺之绘，大英博物馆藏）及《列女仁智图》（东晋顾恺之绘，宋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极为相似。司马金龙漆屏和《女史箴图》上都有“班妃辞辇”的画面，《女史箴图》画的要比漆屏复杂精彩的多，但是两者构图是完全一样的，可见是时代相近而水平不同的作品。从绘画形式上看，这几幅作品也有相近的时代特征，比如，它们都是线描，女子的站立形象都采取背向后仰的挺立姿态，从头的前端到衣裳的后摆，呈类似L形的弯曲状。衣服宽松，女子腹部有围裙状的三角形衣物，里面飘出柔软的衣带，让画面显得灵动活泼。

有人认为，司马金龙是东晋皇室后裔，所以他的漆屏表现的是南朝汉人的艺术风格，北朝应该流行鲜卑文化，这是对南北朝的文化背景的误解。南北朝都自称为华夏正统，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互相看不上。南朝是汉人政权，却常以胡人的佛教为尊，北朝是鲜卑胡人政权，却常以汉传的道教为尊。公元529年，南朝将领陈庆之攻入北朝首都洛阳，回来后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就画史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成形的关键时期，出现了以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等为首的一批顶级画家，还有谢赫、宗炳、王微等理论家，奠定了中国绘画的理论基础，堪称是群星璀璨的黄金年代。但令人尴尬的是，由于可靠图像的严重缺失，可供研究的资料凤毛麟角。其实北朝古墓还出土过不少壁画，内容有人物走兽、神鬼魔怪、宫殿仪仗等，资料虽然不算少，但是和传世作品对不上号，艺术系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司马金龙漆屏画在形式和内容上能和传世品高度对应，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笔者和学术界部分人士认为《女史箴图》不是唐人摹的东晋顾恺之画作，而是一幅来自于北朝时期的原作，其时代性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司马金龙漆屏。

除了司马金龙漆屏这样罕见的宝物之外，山西博物院还展出了院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其中颇有一些精品。比如王渊的《桃竹锦鸡图》。这幅画是绢本大立轴，高162.5厘米，宽133厘米，绘制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以前可能是当作屏风用的。图中画有山石竹桃和锦鸡雀鸟，动静结合巧妙，颇有意趣。王渊是元代顶尖的花鸟画家，曾经得到赵孟頫的传授，现在两岸故宫和上海博物馆等地都收藏有王渊的作品，然而以尺寸和笔墨而言，都不如山西博物院这件精彩。此外还有一件戚继光的大幅书法极为精彩，诗墨俱佳，是古代名将书法作品的典范。

(原标题：山西博物院举办“碰撞融合——长城文化展”镇馆之宝司马金龙漆屏亮相）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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