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辉

梁启超，维新启蒙思想家，中国近代社会一颗耀眼的辰星，是寻求中国近代变革的先驱和积极参与者，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始终以笔为枪，战斗在第一线；他学贯中西，堪称一代文化宗师，从晚清到民国，无数青年知识分子紧随梁启超开辟的缝隙之光，努力开拓中国变革的光明之路。崛起于五四的知识分子多继承、发展了梁启超的思想，毛泽东、胡适、郭沫若、鲁迅……是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深感国家呈颓败之势，毅然怀启蒙之志，常言: “……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梁启超常有“新民之梦”，却未能如愿，但其儿女却大抵成为现代“新民”。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等子女专业不同，成果各异，却殊途同归，梁氏厚重家学让他们厚积薄发，硕果累累。九位子女继承了梁氏家学，开枝散叶，开拓新学，始终践行梁氏的爱国忧国之心，正如梁启超忧愤之言：“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

梁氏家学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又“善变”，而爱国之心却未减分毫，这种理念也贯穿于家学之中。其在世时言传身教，每遇国家大事，人生抉择，必做梁家“兄弟姊妹的模范”。抗战期间，梁思顺拒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痛，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梁氏将爱国精神融于家学，立足高远，激发子女报国之志。梁启超珍视祖国文化，同时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游回来后，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无不热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从不同方面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契合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旋律。

磨炼人格，是梁启超陶养爱国家学的重心。他欧游归来，感慨：“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他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调和，但又偏重于精神修养的磨炼。梁启超习诵曾国藩家书，深知“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因此，梁启超反复告诫子女：一个人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保持寒士家风，拥有自立之道。他教导做领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磨炼人格，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学业上坚韧刻苦，勿急功近利。梁启超开导学业上急躁的梁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磨炼人格，还要有正确方向，善于及时引导。梁启超对子女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从不拖延。

磨炼人格，是一种文化的磨合，梁启超始终将中华文化融于磨炼人格之中，而且善于对应中国的实际，看到中国几十年后的实际需要，具有前瞻性。这一点，在帮助孩子选择专业上尤其明显。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勘探地质，结果发现周口店有古生物化石、石器以及史前遗址仰韶村等，这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梁启超看到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却没有出一个从事现代考古工作的人。他曾对友人说：“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梁启超看到其子梁思永性格沉着稳重，非常适合考古这种枯燥的专业，于是他建议儿子学习考古学，梁思永不负众望考入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成为梁氏三院士之一。后来梁思永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精辟见解对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发现中国古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将爱国心和磨炼人格融为一体，强调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家学、家风文化韵味十足，他没有引导子女走上追名逐利的道路，也没有刻意去培养一批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军事专家，而是于润物细无声中造就了一批文化巨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爱国情怀和人格精神在梁氏子女身上得到不朽的传承。

（原标题：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