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弹雨和雷阵。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

《十月》创刊号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兼容并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调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有两部发表在《十月》上，这就是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就处在风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中国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应该说，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1988年第一期上刊登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从创刊至今，《十月》对中篇小说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创办人之一的资深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说：“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 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体裁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在中篇小说领域，能够与《十月》杂志抗衡的刊物几乎没有。《十月》的中篇小说获得的全国性奖项（“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17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方方的《断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来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新世纪以来，《十月》仍是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中篇名篇刘庆邦的《神木》、《卧底》，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叶广芩的《豆汁记》，东君的《阿拙仙传》，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蒋韵的《朗霞的西街》、方方的《断琴口》、《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弋舟的《而黑夜已至》、东君的《苏教授，我能跟你谈谈吗？》、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陈应松的《滚钩》、罗违章的《声音史》、刘建东的《卡斯特罗》、荆永鸣的《出京记》、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张楚的《风中事》、严歌苓的《你触碰了我》、胡性能的《生死课》等；同时发表了张承志、李敬泽、南帆、周晓枫等一大批当代散文圣手的绝妙好文。另一方面，《十月》重视中、短篇篇小说青年作家的培养。1999年，《十月》开辟了“小说新干线”栏目，意在推出“富有潜力又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青年作家”。近二十年来，推出了80余位青年作家。晓航、叶舟、陈继明、鲁敏、津子围、乔叶、马叙、徐迅、王秀梅、东君、郑小驴、付秀莹、李云雷、朱个、吴文君、张寒、王威廉、祁媛、小昌、于一爽、西维、谢尚发、蒋在等青年作家，通过《十月》的举荐，逐渐成为当下一线的小说作家。而蔡东、文珍、陈再见、孟小书、郑小驴、李清源、毕亮、刘汀等80后作家，也日渐成为《十月》的主要作者。

长篇小说是《十月》2013年开始经营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发表长篇小说也是《十月》的一个传统。1981年的四、五两期，连载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虽然引起各方面的争议甚至非常尖锐。但通过修订后，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83年四期的《十月》，发表了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小说通过一座特殊建筑发生的故事，深刻而生动地讲述了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变革的关系。那里既有刀光剑影铁血交锋，亦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它实现了作家通过小说“是想为在这场变革中，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勇士、斗士唱一支赞歌”，“是替他们呐喊：大家来关心这场改革，支持这场改革，并且投身到这场改革洪流中来”（李国文语）的情怀和期许；1991年四期，《十月》发表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开启了另外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在美国的成功想象。那个时代，文学界有一种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被强势文化承认的心理要求。这种欲望或诉求本身，同样隐含着一种“悲情”历史的文化背景：越是缺乏什么就越是要突显什么。因此它是“承认的政治”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表达。

《十月》不断发表的高品质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它的发行量曾达到过60余万册。对于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来说，这不啻为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十月》的办刊思想和整体形象，也得到了中国一流作家的认同和肯定。《十月》造就或举荐了许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时仍在培养当下年轻的作家。当然，80年代的文学辉煌已经成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但是，通过刊物发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达，我们看到的是《十月》的传统在文学举步维艰的今天，他们仍然坚守在文学的精神高地。

（原标题：《十月》杂志  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缩影）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