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八月下旬，暌违十年之久的日本姑娘泉京鹿，来到了北京。和出版界一位朋友一起与她重聚，聊起此次中国之行。她从贵州来，刚刚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中国作协外联部在贵州主办的“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这是她首次以为数不多的日本翻译家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让她欣慰的是，即就像她这样一个单枪匹马、完全靠翻译中国文学而在日本艰难生存的译者，在世界各地也不是孤例，无数同样钟情于中国文学的异国同道，都有同她一样的理念：因为热爱，即使不赚钱，也要翻。一起共议甘苦的同时，他们还有机会，与如此多的当代中国文学中坚力量，也是他们所翻译的对象——莫言、阿来、刘震云、范稳、徐则臣们，一起共同面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艰辛与种种问题。

别的汉学家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泉京鹿姑娘的翻译之路，我可是略知一二。十年前初遇她时，她还是个租房子在北京居住的京漂。因为受到旅日作家毛丹青的鼓励，她着手中国文学的翻译，而且多翻的是那时最流行的中国作品。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结婚生子，她仍然不会回到日本去生活。而令我惊讶的是，现在孩子已经八岁，生活成本明显增大，泉京鹿仍然没有放弃手头的中国文学翻译工作，几乎是一边忙碌地带孩子一边在翻。而渐渐地，她的翻译成果，这些年在日本的出版市场也有了动静。今年最值得一说的是，因为日本改编版《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在日本国内即将上映，她所翻译出版的同名图书，也格外受到关注。

究竟是什么样的热情与认识，让这些海外人士投入这么大的心力？从他们眼中看过去，中国文学又是怎样的面貌，以及在自己国度是怎样的接受度？受泉京鹿姑娘启发，本期选登几位不同国度的汉学家文章，但愿这些来自异国的感受与见地，能给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更多助推之力。

罗季奥诺夫

罗季奥诺夫

俄罗斯翻译家。中国文学博士。现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俄中两国互译50部计划工作小组成员。

2003年以来，组织翻译出版几十部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翻译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贾平凹的《黑氏》，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毕飞宇的《彩虹》，吉狄马加诗集《时间》，杨争光的《公羊串门》，黄国勤的《潮州两记》等作品。

罗季奥诺夫：当代文学在俄罗斯

前苏联时期中国文学翻译虽然与汉学研究紧密相连，但是翻译和研究的方向，是同一批作家（如鲁迅、老舍、茅盾、郭沫若、巴金、张天翼等）。1991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一方面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另一方面也遇到了市场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富有传奇或者神秘的东方文化色彩的作品比较受出版社和读者的欢迎。

1992年到现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经过了三个阶段：1992-2001、2002-2009、2010至今。每个阶段翻译和研究内在的驱动力和成果大有区别，翻译队伍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1992-2001    被翻译最多的是老舍

从1992年到2001年间俄罗斯只不过翻译出版了4部中国现当代小说集。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是老舍，他的作品一共发表了31篇，包括一部长篇和30篇短篇小说。在译作的选择上，可以看到三种情况：研究行为、市场行为、官方行为，其中研究方向决定的翻译最为明显（(比如，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和莫斯科大学谢马诺夫教授对老舍小说的翻译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一时期翻译和研究的规模都不大。这与俄罗斯经济动荡、社会转变、价值危机、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

1992-2001年参加翻译工作的有10位专家，其中有学者身份的7位。10位专家翻译水平都很高，都是莫斯科大学、军事外语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培养的人才，他们的翻译技术也属于在苏联时期磨练出来的。从译作的数量来看，翻译最多的人是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30篇）、莫斯科语言大学扎哈罗娃副教授 （8篇）和莫斯科大学谢马诺夫教授（6篇）。不过，说到字数，翻译最多的还是莫大谢马诺夫教授。上述三位翻译家不只从事翻译，还自己策划文集的出版。对这一时段的译者来说，文学翻译没有任何经济好处，在有些时候，译者不仅没收到多少报酬，甚至还投入了自己的经费或靠各种关系资助出版。这一阶段翻译队伍和活动的特点是：人少、质量高、报酬低、翻译量小。

2002-2009  翻译最多的是王蒙、冯骥才、贾平凹

2002年到2009年俄罗斯翻译出版了18本现当代文学文集，与前期相比，翻译量和次数明显增加。被翻译最多是王蒙（26篇）、冯骥才（24篇）、贾平凹（10篇）、张洁（7篇）。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翻译得最多，不只是因为写得好，而且也因为译者专门研究他们的创作。

除了研究行为决定，在这一阶段，尤其是2005-2008年间，市场决定的译作也比较多（主要是“美女作家”的作品）。但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这大部分是英文转译文本，跟汉学界没有任何关系。另外，还出现了中国大使馆、中国作协等中国政府机关文学团体资助的文学作品选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共有40位专家，其中37位有学者身份，大部分的新译者则是70、80后的年轻人，而且除了莫斯科大学、军事外语学院、莫斯科语言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以外，还增加了一批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学校培养的人才（如布拉格维申斯克师范大学、阿穆尔国立大学等）。译者当中也出现了一位中国人，即中国外交官。

对大部分译者来说，这一时段的文学翻译是他们的第一次体验，因此翻译水平有时候不是很理想的，但也有不少很成功的例子。最多产的翻译家是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23篇）、远东研究所托罗普采夫研究员  （(18篇译文)）、莫斯科大学华克生副教授 （10篇）、莫斯科语言大学扎哈罗娃副教授（10篇）。其他比较活跃的译者是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罗季奥诺夫 （6篇）和罗季奥诺娃 （6篇）、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科罗波娃研究员 （5篇）、俄罗斯人文国立大学副教授罗子毅 （4篇）等。

引人瞩目的是，虽然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翻译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译者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报酬，但因文学翻译项目少，所以2002-2009年与前一段时间一样，俄罗斯没有一个专职的中国文学翻译，翻译工作都是业余做的。虽然同1992-2001年相比，翻译量增加了一倍。并且在2003-2008年间甚至有了稳定性，翻译的人数也增长了3倍，但出版业不景气、广大读众对中国文学的不了解，都不利于文学翻译队伍的职业化。

30位新人之所以能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1990-2000年代俄罗斯和中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俄罗斯高校的汉语热。第二，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高尔基文学学院都设有中国文学翻译课程，为文学翻译创建了良好的潜力。一旦有了需求，翻译队伍就会应运而生。2002-2009年中国文学翻译工程的策划人已经不只是汉学家（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华克生、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司格林和罗季奥诺夫），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俄中两国政府部门、作家协会或出版社。翻译工程出现了去学术化。总之，这一阶段翻译队伍和活动的特点是：人数增加了、质量不稳定、报酬合理，翻译量虽然增加了，但还是难以令人满意。

2010-2016 业余翻译出现在互联网之上

2010年到2016年 俄罗斯汉学家翻译出版了55本单行文集，还有不少期刊上的译文。总共出现了95位作家的167部新译文，包括36部长篇小说、34部中篇小说、97篇短篇、散文和故事。翻译的最多是曹文轩（10篇）、毕飞宇（8篇）、莫言（5篇）、余华（5篇）、刘震云(4篇)等。这一阶段的翻译规模明显增加。

参加翻译工作的有55位专家，其中仅26位是科学院或大学的在职学者，其他的是社会各界的人士。55位译者当中有3位专家是专职译者、4位是中国人。可见非学者身份的翻译家明显增多了。与此同时，26位从事翻译的学者中只有9位专门研究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占一半的情况下不是先研后译，而是先译后研。最多产的译者分别是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罗季奥诺娃 (21篇)、 圣彼得堡大学讲师弗拉索娃 （16篇）、圣彼得堡专职翻译家叶果夫 （14篇）。其它比较活跃的翻译家包括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罗季奥诺夫（10篇）、圣彼得堡大学讲师米珍妮 （7篇）、  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生卡尔波娃 , 常驻北京的商业翻译家日马克 , 俄罗斯人文国立大学副教授罗子毅等。

这一阶段突出的现象是除了正规的翻译出版以外，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人士开始发表译作或有关翻译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这些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半球网中国文学栏目主持人叶果夫、刘震云俱乐部的主持人叶可嘉 、散文网的主持人伊夫列夫 、新西伯利亚翻译家佩尔洛娃 等，上述的活动可算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2010-2016年间策划翻译工程的单位有中国作家协会（包括省作协在内）、孔子学院总部、中国人民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等支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中国机构。在译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俄中两国政府的“50部互译计划”。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多的出版社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圣彼得堡吉彼里昂出版社、莫斯科文本出版社和莫斯科的尚斯博库书店。其中，前三家出版社，因与学术界关系紧密，多半是邀约大学或科学院的汉学家完成翻译。中国企业家人士开办的尚斯波库书店，其聘请的翻译家范围更广，不少合作译者是在中国读书或工作的80、90后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

经济方面，尤其是2014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有了一定的保障，这一方面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靠的是公款资助而不是市场的销售，一部分出版中国图书的出版社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乱用译者，使译文的水平参差不齐，质量不合格的译作达到1/4。

总之，这一阶段翻译队伍和活动的特点是：去学术化进一步加强；翻译队伍不仅增大，而且发生了多样化和职业化；虽然翻译量大量增加，但因新人多，翻译质量并不稳定。

可见，1992年以来，俄罗斯汉学家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上的行为走过了很长的历程，人数从少到多、翻译量从小到大，从自己资助出版到获得较高的翻译费、从学术行为到完成国家订单。虽然中国文学翻译的现状有不少问题，但相信，随着汉语热进一步升温，俄罗斯与中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也会不断成熟和发展。

《笨花》

雪莲

意大利翻译家、作家、教师。毕业于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中文系，曾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进修。主要翻译作品有铁凝的《无雨之城》，范稳的《碧色寨》，熊育群的《西藏的感动》，柔石小说集《为奴隶的母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个人作品有《我爱你——彩云之南》、《达瓦的梦想》等。2010年获意大利米兰雅克·普莱维尔（Jacques Prevert）国际文学奖。

雪莲：为什么选择翻译你

铁凝

你的写作风格令人感到安宁，它非常亲切、爽朗、动人。你讲述生活中的事实，向读者介绍常见的情况和普通角色的人生故事。你的语言语法非常纯正；然而，在你小说中，最简单的词语显得很特别、微妙、锐利、激情而充满表现力。

你的小说和散文体现了人生共同的忧虑、悔恨、爱和怜悯。你对于人类的弱点和错误从不做出判断。你不相信道德上的优势，而是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你用一种平静的心情和态度面对浮躁的世界，对甜蜜或苦涩的人生表达极大的热情。通过对中国老百姓活生生的描述，你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用自己的情感和喜悦感染别人。

关于当代社会的敏感问题，你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在书中，你会把许多特色的对话、历史社会背景、对角色的内心分析、日常生活的简单性和复杂性、还有戏剧性和幽默感之间的特殊平衡融合在一起。

你的人物描写得非常细腻。他们经常与众不同，很容易被别人误解，但他们的心是纯粹的，读者能感觉到他们的坦诚、天真和慷慨。他们热爱生活的全部，从不失去希望。你对所有角色的仁慈使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会有善与恶之间的明显界限，你总是给别人提供第二次机会。经常被歧视、被侮辱或被指责的女主角从不否认自己的身份和过去，但会重新发现自己作为母亲、妻子或独立女性的重要角色。

你的《无雨之城》是一部充分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说。它分析了很多方面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通过它我们就能对中国的政治、大众媒体、经济贸易、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的世界、贫富之间的差异、工作上的人际关系、还有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有所了解，包括中国人对传统婚姻的观念和婚外情的态度，这都是意大利人非常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你的小说让意大利读者更接近中国当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范稳

我认识你，可以说有点遇到老乡的感觉；你住在昆明，而我一直认为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在昆明生活了十年，到过很多民族村寨，但从未想到过我曾经生活的云南还有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名字叫蒙自，那里还有一条法国人修建的、连接越南与中国西南部的老铁路。我很想翻译你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觉得应该让意大利人知道蒙自铁路的这个奇妙故事。正如你所说的，这首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故事。一方面我们有二十世纪初的、高高在上的欧洲人，而另一边有贫穷、落后的彝族农民和他们固执、骄傲的巫师：他的迷信和无知似乎接近荒唐的边界；可怜的老头从未接触过来自远方的外国人。

你的小说，即使描述暴力事件时也是如此美丽而富有诗意：从被外国人欺负的中国工人在工地上修路而去世那些真实的描述，一直到最激情浪漫的爱情片断。我认为必须把这本书介绍给意大利人。

第一个原因是应该让他们知道这段神秘的历史：欧洲人是怎么到达中国西南地区那么偏僻的地方的？他们为什么为这条铁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并放弃一切呢？意大利读者是否知道蒙自过去住过许多同胞，甚至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领事馆？

第二个原因是，最近几年意大利一直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移民和不同文化融合的重要问题。能打破偏见并克服矛盾来和睦相处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不同文化如何能在同一个国家和谐共存呢？我认为，《碧色寨》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它为我们提供生活的典范，使我们考虑到人的愚蠢和思想的狭隘；尽管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它很适合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已经能理解全球性文化的概念，但通过它我们可以去学会如何容纳不同宗教信仰，还有外国来的不同意见、理论与民风民俗。

书中民族文化、民间传说和美丽的神话的描写使外国读者接近彝族人的万物有灵论的宗教，他们对大自然、老虎、还有别的热带地区动物的崇拜和敬畏。他们的风俗习惯很神奇也很美妙，它们在意大利能够代表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

《沉重的翅膀》

乔叶

你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故事情节很有趣。你小说的标题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藏珠记》让我想起遥远的王国与朝代，回想民间传统的古老传说，还有那些传奇的梦幻般的人物。肚子里隐藏的小珍珠绝对是一个谜；唐朝的一位女孩子是如何活到今天的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小说内容非常流行，能获得当代读者的喜爱。最近几年，在西方国家最受欢迎的连续剧和电视节目都跟美味食谱有关；我认为，爱情和烹调是一个很棒的组合，可以吸引广泛的读者群。

人们喜欢谈感情，追求浪漫；一对年轻人最特别的爱情片断总是令人愉快的。如果一名作者把一些容易打动人的情感细节与美食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这本书的效果当然会相当不错。

你的书引导我们思考爱情的真谛；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个人利益的。唐珠要在流芳百世与获得爱情而去死之间选择；她代表着世界上许多现代的女性，她们为自己的伴侣牺牲一切，放弃自己的工作、自由、梦想与愿望。有的还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们都是女英雄。

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我特喜欢你的作品的原因也是它会让我想起我的童年、还有大学时期美好的回忆。像《吕氏春秋·本味篇》、《随园食单》或《鹿鸣》中的几个篇段十分地优美而特别有趣味。小时候，我经常阅读名叫《中食时间》的一本书，它的前言讲述着中国道教对食物天然特性和营养的理论，也有关于《易经》、《黄帝内径》和《神农本草经》中五味的特点，天子最喜欢吃的菜肴，一些烹饪做法，以及中国各地的特色菜。那时候我才上小学，看着这本书和一些民间神话故事就开始迷恋中国文化。

你的书也让我再次靠近古代汉语；我自从上大学中文系的那段期间以来，一直未有研究它的机会；因此，你的书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我不过刚开始翻译它；在翻译的过程中还得考验自己并发现更多有意义的内容和细节。翻译一部作品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

《芙蓉镇》

泉京鹿

日本翻译家。毕业于日本费利斯女学院大学日文系。曾留学北京大学，曾担任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专家，为朝日新闻国际版连载近十年推介中国畅销作品，并在多所日本高校教授翻译、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等课程。主要翻译作品有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田原的《双生水莽》，王跃文的《大清相国》等。今年翻译的九把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因为电影放映在即，带动出版热度，目前已经加印。

泉京鹿：为什么选择翻译“畅销书”

“畅销书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好作品。”

不时有人这样批评或讽刺我的翻译工作。

我每三个月一次在日本的报纸《朝日新闻GLOBE》介绍中国的畅销书，,已连载快十年了。到现在为止我翻译出版过十多部作品，大部分是所谓的畅销书。

我翻译过周国平、卫慧、成君忆、安妮宝贝、余华、田原、郭敬明、王跃文、阎连科等在中国广受欢迎的著名作家的畅销书，他们的作品销售数达十万册甚至数百万册。我没有只翻译某位作家作品的讲究，于是有人说我选择翻译作品“没有节操。”

的确，从我翻译作品的选择是看到什么书畅销就翻译什么的角度来看，或许是没有节操。但从我本人来讲，选择作品后决定翻译时有两个我自己的原则。到现在为止，我翻译过的作品都至少符合其中一个原则，或两个原则都符合。

我选择翻译作品的原则：

第一，我非常重视和珍惜跟作家本人的关系。翻译作品之前跟作家本人认识。他（她）作为作家、作为人值得尊敬，我作为读者、作为朋友，非常有翻译他（她）的作品的意愿。

或者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之前不认识，读完作品后非常感动，然后找作家本人见面，进而喜欢上这位作家，跟他（她）相处得很好。

第二，是在中国国内非常受欢迎，好多人都知道的畅销书。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生活的当下，同一个时代生活着的很多中国人阅读的书，日本人也是应该读的，不管是什么领域的书。有时候有人告诉我“所有的畅销书不一定都是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也不一定都会留传后世。”但是我觉得该判断这一方面的不是我，而是每一个通过翻译成日语阅读中国作品的日本读者。但判断那些作品是否好之前的问题是，翻译成日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太少。没有那么多选择。在日本对有些人来说中国文学是“看起来很难”“不容易接近”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没有读过中国文学作品的。

另外，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翻译后送到日本读者手里的时候时，无论怎么样的好作品也会遇到非常厚且非常高的墙。

这就是出版的墙。说起来日本的出版业好多年一直不景气，跟过去最好时候比起来整体上书籍销量很不理想，一直往下滑，所以不太好卖，不知道好不好卖的海外文学作品的译本，要费力实现出版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汉语翻译成日语的时候，文字数量就大概变成了1.5倍甚至1.8倍。所以汉语原著不算很厚的书，翻译成日语时候会变成原著的接近两倍的厚度，价格也相应会贵起来。因此在有些日本人的印象中，中国文学的翻译书很厚、很贵，很多人会犹豫买、不敢买，出版社也不敢卖、不敢出了。

为了让日本出版社决定出中国文学作品的日文翻译版，为了说服他们，我们翻译人员得准备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资料。那时候“在中国上市后马上达到五十万册”“在中国销量达到一百万”等一看就知道的数字和信息，很有说服力。“在美国已经出英语翻译版”“将出法语版”“全球好多国家已经决定出版翻译本”等有关翻译的信息也非常重要。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有没有这些比较客观易懂的数字和信息，对于超越日本出版这很厚很高的墙的可能性有很大的不同。

坦率地说，我觉得这是很难过、很遗憾的事情。除了这种比较好宣传的畅销书之外的中国文学的书，再怎么好的作品也很不容易成功出版日语翻译版。

跟日本相反，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日本文学作品。现在在中国，从古典到去年刚出版的新作，多得让人惊讶不已的日本作品，中国人都可以享受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作品。谁都知道的畅销书和不朽的名作就不用说了，只有行家才知道的、比较独特的爱好者才知道的作品也都有陈列。作为一个日本人来说，在中国的书店里很显眼的地方能随处看到好多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书，而且这些书还非常好卖，确实很开心。这源于大量的中国日语译者们和出版社的编辑们非常努力地把日本文学作品送到中国读者的面前，广大中国读者能够很高兴地享受这些书。

与此对照遗憾的是，在日本不懂中文的日本人可以享受到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实在是非常少。

我自己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年过三十岁之后。我从小非常热爱文学，但不太爱学习外语，大学的专业是日本文学。我跟汉语的缘分是上大学时候选择的第二外语。虽然汉语和日语都用汉字，但发音和语法都跟日语太不一样的汉语，对我来说很不习惯，考试成绩也非常糟糕。我认为我自己大学毕业后，也许不会跟汉语有缘分了。为了一个纪念，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个月的学汉语的短期留学班。从那次留学之后，我很想了解这个很深奥的叫中国的国家和非常有魅力的中国朋友们。回到日本后，我有了想通过电影、小说来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想法，想阅读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很遗憾的是，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作品。

在东京市中心的大型书店里，中国翻译书的书架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很小的书架里大部分的书是古典文学。在东京神保町有几家专业中国书店，但当时连在那些书店里也几乎找不到我期待的将现代中国背景的小说翻译成日语的书。而且大部分书都在是四五千日元以上的，对学生来说这是完全不敢出手的价格。

非常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还算不上有大的改善。

《猫城记》

我1994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留学。然后在北京的日本广告公司工作，其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也在中国旅游了不少地方。过去在北京生活，我感到非常愉快，如果可能的话，我本来不想回日本，想一直留在北京生活下去的，至今还非常后悔那时候回日本。

我的第一本翻译出版的作品是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是我来北京后第十年，也就是200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期间，和不少中国作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后来到2010年，我为了生小孩离开北京回东京，不过到了现在还是非常想念北京的生活，想念中国的书店，我每年都像回老家一样回北京。每次回北京逛书店，看到大量摆放的翻译成中文的日本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中文翻译我自己的努力还不够，我非常想翻译更多的作品！

我在日本的报纸《朝日新闻GLOBE》上连载介绍世界各地的畅销书的栏目叫《从北京的书店》，每次介绍中国畅销书时候，我和编辑部那边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这些信上说：“栏目上介绍的中国的书还没出日语版吗？”“非常想看日语版”等等。说实在的，我感觉到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的读者粉丝越来越多。想更多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每当看到很多爱看日本文学作品的中国人来日本旅游，到作品里面中所写的故事发生地以及跟作家有缘的地点旅游，享受“圣地巡礼”。我都能看到这种情形我再次感受到，更多的中国作品翻译成日文后将会所形成的文学的力量！

我相信对于阅读这些作品并到访中国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中国作品能帮助他们能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

（原标题：走出去的翻译接力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学）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