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朱元璋画像

那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这也是李善长在《明史》上的第一次亮相，相关记述并不复杂，只有寥寥几笔，却暗示了两个重大信号：其一，朱元璋和李善长首次见面就“大悦”。古人写史颇有春秋笔法，只言片语都能呈现重大问题，“大悦”显然不是一般的高兴，毕竟在此之前，朱元璋的队伍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而要成就大业，光靠赳赳武夫是不行的；其二，两人联手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大获成功，“遂与俱攻滁州，下之”，这起码说明李善长确有谋略，而且和朱元璋的配合也十分顺利。

《明史》在《列传·卷十五》里专设有李善长传，其中讲到，李善长曾拿刘邦的故事来激励朱元璋。但李善长认为刘邦能成就大业是因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这就颇为吊诡了。我认为李善长在这里是话里有话，因为刘邦也没少残害开国功臣，即使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也没少干缺乏人性的事。只是，刘邦相比项羽，算得上是少搞屠杀的了，尤其是对待平民百姓，还算得上是厚道之人。李善长这里所谓的“不嗜杀人”，应该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形：各大起义军各自为战，虽都打着推翻元朝的旗号，却罕有王者的爱民之心，战乱频仍的时候，很多人都只顾自己保命获利，谁还顾得上天下大义呢？

这样看来，李善长对朱元璋的事业有关键性的帮助，给予了他更大的历史视野，劝诫朱元璋不仅要成为一方诸侯，更要爱民如子，进而像刘邦那样图取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李善长的“理论建设”，的确无法成就后来的朱元璋。

李善长对朱元璋是否一直很忠诚呢？从现存史料看，李善长确实没有二心。尤其是在朱元璋被剥夺军权的最危险时刻，李善长也没有离开他。《明史》里有这样的内容：“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毫无根基的朱元璋一开始是完全依附在郭子兴的军事力量下的，郭子兴听信了流言，一度剥夺了朱元璋的权力，还要把李善长纳入自己帐下。但李善长或许真的有慧眼识珠的本领，认准了朱元璋是干大事的人，不论如何也不愿意投靠其他势力。这当然也获得了朱元璋的极度认可，《明史》上用“深倚之”这样的词来描述他对李善长的器重，可谓毫无保留的赞扬。

每当朱元璋到了一个事业的节点上，几乎都是李善长冲在前面帮他添砖加瓦，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明史·太祖本纪》里有记载：“（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劝进，就是李善长带头做的，虽然朱元璋表面上要假惺惺地推辞一下，但后来的封赏说明了一切：朱元璋把李善长看作和徐达一样的左膀右臂，两人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帝王大业。而徐达对朱元璋有多重要，不必赘言，徐达、汤和、常遇春这些从小玩大到的兄弟，也最多和李善长这样的“外人”平起平坐。这起码说明，朱元璋完全把李善长当成自家兄弟，并无嫌隙。

朱元璋称帝后，面对一干武将的质疑，也毫不吝啬对李善长的巨大恩典。《明史》中记载了朱元璋这样一段话：“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李善长获得了至尊的荣誉，《明史》上说“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蹊跷的杀身之祸

在恩典荣誉面前，有些胜利者难免会失去清晰的自我认识，明初勋贵的这个毛病格外突出。每每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总觉得有费解之处：历朝历代开国勋贵都有跋扈和偏狭之人，但像明初勋贵这样大面积的、近乎集体性的放纵，还十分少见。尤其是开国皇帝身边的谋臣文士，几乎都是道德模范与智慧化身，但作为大明开国第一文臣的李善长，依然被《明史》批评为“外宽和，内多忮刻”，这实在令人不解。我向来不赞同抡起道德的大棒来痛打历史上那些有争议的人物，除了很难感受历史现场的因素之外，还在于我认为不同时期的人性应该是相似的，人心之念想应该是相通的，为什么偏偏在明初勋贵尤其是李善长身上，让人看不到太多伟岸的光辉呢？

李善长在明朝建立后依然对朱元璋忠诚不渝，却呈现出越来越多性格乃至人格上的缺点。《明史》有清晰的记载：“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从这点来说，李善长确实比不上萧何、诸葛亮这些典范开国文臣。

但是，这些缺点不至于让李善长和家族丢掉性命。真正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还是跟所谓的“谋反”有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人悉数被杀。史书上记录的李善长的罪行，仅仅是出于他和蓝玉一段不明不白的关系。简单来说，蓝玉试图勾结北元和李善长，胡惟庸的“谋反”也跟李善长有牵连，李善长虽然拒绝了“事成”后封赏他为淮西王的“诱饵”，却没有举报他人的谋逆之心，因此受到了株连。史书上给他的罪名也很简单：“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这样的罪名当然是捕风捉影的结果。李善长家族被诛是一桩冤案，这不仅是后世多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当时，也近乎“公开的秘密”。《明史》曾借一个叫王国用的小官的话，来剖析李善长案，告诉后世李善长确实是被冤枉的。王国用谏言朱元璋李善长之死是荒谬的，他指出李善长不可能谋反有多个原因，比如他年事已高，且位极人臣，即使谋反成功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更何况，朱元璋借奇特的天相来定李善长的罪，更是牵强附会，让天下人寒心。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用也说到，李善长既然已经死了，说这些也没什么用，只是希望朱元璋以后多加注意，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而朱元璋的回复也十分奇怪，向来专横独断的他竟然没有怪罪王国用尖锐的指责。

王国用的谏言堪称“见好就收”，这种点到为止的表达，反而让后世更加迷惑。如果李善长真的无罪，就算其人已死，也可以昭告天下，为他恢复名誉（事实上直到明朝末年才为李善长案平反），但王国用没说这些，朱元璋更没这么做。而如果李善长真的有罪，朱元璋又怎么可能对尖锐的谏言淡然处之？

或许，朱元璋心里是最清楚的，他当然知道李善长罪不至死，更没必要株连其整个家族，但正如他残害其他功臣的动机一样，这只是政治需要，从肉体上消灭淮西勋贵，是为了保持政治势力的动态平衡，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到了明代，皇权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任何有可能威胁到皇帝权力和权威的因素，都要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惟庸、蓝玉和李善长不管有没有人格上的污点，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位极人臣的权力，就是他们必死的原因。更何况，朱元璋需要帮助太子朱标营造一个单纯安全的政治环境，那些掌握权力的老臣就是对未来皇帝最大的威胁，而朱标的性格又是温和到了软弱的地步，这不能不让朱元璋担心他和大明江山的未来。

皇权之下的悲剧

对于朱元璋这种起于草莽、经历九死一生才换来帝位的人来说，极度的自我保护是他生存下来的首要原则。自小缺乏家庭温暖，更明白来自身边人的残害和阴谋是可怕的，也是不得不防的。到了晚年，朱元璋这种极度自私和狠毒的性格终于变成了嗜杀，他希望看到望那些勋贵都纷纷死在自己前面。因此，李善长被杀后三年，一代名将蓝玉及其家族也被诛杀，朱元璋慢慢步入风烛残年，而那些曾与他一起拼杀奋斗的功臣们也被屠戮殆尽。

李善长的悲剧只是那个时代国家精英集体悲剧的一个缩影。包括朱元璋在内，他们都是历史的幸运儿，但也终究逃脱不了巨大的悲剧。王国维先生有诗云：“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非常喜欢这句诗，是因为其点出了人世间共通的悲剧感，没有人能逃脱自己和所处时代设置的藩篱，当我们评价他人可怜可痛之时，往往不知道自己也身处相似的情境中。

回到刚才那个疑问，李善长骄傲自满的性格缺陷固然是存在的，但难道其他开国贤臣身上就没有污点吗？很多大人物都有刚愎自用的毛病，还有不少文臣在原则问题面前首鼠两端，或者大搞好人主义，至于培植个人势力、臣子间搞权力斗争更是常见现象。但是，唯有在明初，这些人性中常见的缺点被格外放大，以至于成为身死族灭的肇因，这的确值得人深思。

对于人性里的缺点，以及未来不可测的命运，李善长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从一个无法谋取功名的地方小文人，一步步变成权倾朝野的大明宰相，当然算是个人事业的成功。但是，他没法超越、更没法改变日益加强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皇帝个人的权力和欲望会被无限放大，皇帝的权威日益加强，而臣子们的权力日益萎缩，他们的形象也必须随之而改易。李善长也好，徐达也好，蓝玉也罢，他们在朱元璋称帝前并非没有性格缺点，但因为还未面对皇权，他们的形象在事实上和史书上都不会被破坏。但朱元璋不仅废除了宰相制度，还从肉体和名誉层面摧毁了勋贵们，就是为了让高度集中的皇权代代相传下去。在这个制度里，任何人都不能安然处之，臣子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而他们性格和人格里任何的缺点，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祸。

李善长在历史上没能留下完美的文臣形象，从根本上是日益加强的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但是，李善长毕竟是生于元末的文人，早年在乱世中养成了烂漫任性的性格，虽没做到功成身退，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更多鲜活的形象，也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此后的明代文臣大多没有李善长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几乎都成了皇权制度上的螺丝钉，为大明帝国这架精密仪器的复杂运转时刻操劳着，直到明代后期，才逐渐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当明代后世文臣们拼命压抑自我来追求所谓的“圣贤之道”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来那个被明代官方话语批判的李善长呢？而李善长和那些淮西勋贵们，当他们纷纷跟随朱元璋开创帝业的时候，是否又能预料到未来不测的命运？对待功勋卓著的老臣们，从“集体拉拢”到“集体打压”，再到最后的“集体消灭”，朱元璋这样做虽然保住了皇权一时的稳固，却没料到自己身后祸起萧墙，亲人之间大动干戈，当燕王朱棣打着“靖难”旗号杀入南京城之时，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反讽吗？

（原标题：朱元璋的“再世萧何”）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