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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战争》每一句都带着浓烈“硝烟” 胡征:老子是红线!

2018-08-16 10:15 北京晚报 TF0328

“七月”,对于诗人胡征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者:吴霖


1953年的胡征

作为诗人,他一生的标签被归入“七月派”。关于胡征与“七月派”的渊源,是他先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写交待、运动后又在文章中多次用文字重复过的。1944年冬天,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到他窑洞里,告诉他:“周(恩来)副主席最近去重庆,要带一批稿子出去,你把自己的诗选抄一些,明天交给我。”胡征遵命,按时交稿。次年春天,胡征看到了《希望》杂志的要目广告,发现有自己的诗作。

胡征的诗作刊登在《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三期上,出版时间为1945年8月。以《白衣女》为总题,共刊发了《石像》《白衣女》《清明节》《挂灯的人》《钟声》《打水的》6首短诗。这些诗歌,后来先后被收入1951年西南人民出版社和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同名诗集《主席台》中,除了个别诗题与发表时稍有不同,最显著的,是《希望》编辑者胡风在诗后作者标注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上,删去了当时的敏感词——“延安”。

这是胡征与胡风的初次交集。此时的他,既不认识胡风,也未因此写信,至于样刊,无缘看到则是大概率的。两胡的第一次见面,是在6年后即1951年夏天的重庆。但因为两人均有公务在身,见面亦是匆匆的。分别后,胡征在行旅中给胡风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见了您,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这也许是胡征对神交已久、亦师亦友的胡风的一句心里话,但在1955年“胡风案”发时,仅此一句,就非常要命了。胡风向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保留了他与诸多文友的交游录,当然也有胡征的痕迹,并留下了这个人很有思想的点评。

“七月派”的旗手是胡风,1937年他创办了《七月》杂志(停刊后,继办了《希望》杂志),并推出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以这批纸质出版物为载体,胡风团结了一批年轻的文学作者。这批人,在一九五零年代中期几乎均被授予“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冠冕。与之有关联的人,基本是一网打尽。此当然是冤案,后由官方宣布平反,但已是数十年后。

胡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延安时期,他曾迷恋《七月》。1948年,他写了长诗《七月的战争》。

《七月的战争》描写的是真实的战争,背景是刘邓大军在1947年7月进行的鲁西南战役。此次战役,刘邓部队以15个旅的兵力,在7月里的28天中连续作战,歼敌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将此役定位为: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

《七月的战争》写于1948年的8、9月间。他用捡来的旧式账本做稿纸,向小学生讨来的花生米大的墨块泡成墨汁,折一枝高粱杆插上蘸水笔尖。“蜷伏在牛棚边的槐荫下,用大腿当写字台。”(胡征语)写了20天,完成了初稿共3500行。

这首长诗定稿于1950年5月,此时,胡征是西南军区专业创作员。创作组其他成员还有:葛洛(组长)、史超、胡奇、柯岗、曾克。胡征将3500行的篇幅压缩至2600行,然后抄定2份,一送上级领导审查,一寄北京《人民文学》杂志。北京回音极快,将稿件退回,并有短函直言相告,称:此诗既无发表价值,亦无修改基础。胡征称当时如“横遭致命的一闷棍”。

另一份送领导审查的,反应也很快。8月,《七月的战争》由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作为“部队文艺丛书”之一种在重庆出版,印数7000。这是胡征的第一本诗集。

《七月的战争》

关于这套《部队文艺丛书》的全貌,迄今未见详尽资料。从已知材料看,丛书颇有规模,举凡诗歌、小说、戏剧和通讯均有收入,其主题无一例外是反映一线部队的战斗与生活。丛书无定价,读者面向应该主要是西南军区的解放军官兵。舍下有丛书之柯岗长诗《他们为人民而战》、刘芝洲等人《四战士定计划》两种,皆为1950年8月出版,印数与《七月的战争》一致。另有1951年2月出版的《战士快板诗》,印数20000。胡征的《七月的战争》,此后还有三联书店的2版(1951年)和作家出版社的3版(1954年)。长诗《七月的战争》和他的另一部长诗《大进军》,成为胡征的代表作。

1953年11月,胡征的长诗《七月的战争》、《大进军》、小说《红土乡纪事》、《盐》,四部(篇)作品由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签署,被授予西南军区文艺检阅大会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

胡征初去延安,时在1938年4月,从河南信阳步行而至。在抗日军政大学入伍,预科在第三期第三大队第十四队。结业后入本科第四期第四大队第一队学习,同年入党。当年冬天毕业,被分配至八路军115师陈支队2团,任技术书记,兼办油印小报《战号》。查:该支队为115师所辖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渠。该支队下辖两个团,第2团团长杨尚儒,政委马佩勋,副团长何以祥。

在抗大学习期间,胡征是柯仲平组织的“战歌社”成员。每周日上午,他会和喜爱诗歌的同学一起涉过延河,到延安城内的“文协”(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参加“战歌社”的例会。与他经常在一起的同学中,有四大队的同学魏巍和朱子奇。

1939年4月,胡征因病从部队回到延安。经总政治部同意,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担任了校出版科(又称油印科、讲义科)科长,至1941年底。1942年初,他进入文学系第4期学习,由鲁艺老师身份转换成了学员。在鲁艺期间,他与天蓝、鲁藜、侯唯动交好。后在延安整风期间,曾被要求详细讲清楚与此三人的关系。不幸的是,此三人,连同他本人,后来均被归入“胡风集团”。此是后话。

抗战胜利后,他被分配至晋冀鲁豫边区工作。1947年,任刘邓大军随军记者。在部队的第一线,胡征不仅亲身经历了后来被军史浓墨重彩的鲁西南战役这“七月的战争”,也亲眼目睹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雄迈与艰险。此时的他,尚不知数月之后,他的命运会在大别山发生重大转折,直至影响一生。

军史记载:8月23日,当刘邓指挥部与六纵抵进汝河时,汝河南岸已被敌占领,尾追之兵有三个师扑来,相距已不到30公里。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刘伯承喊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

军史没有记载的是,时任六纵十八旅旅长肖永银(1917—2002,1955年开国少将)领受了杀开血路的重任。当时,刘邓连续发布三道命令:所有部队轻装,带不动的野炮一律炸毁(这些大炮在之前部队通过黄泛区时,几乎靠牛拉人扛才得以保存);机要部门清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中原局、野司直属队分三个梯队,依次前进,并告知每一个人集合地点······这个命令,无疑告诉全体将士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破釜沉舟的时刻。

肖永银命令,52团居左翼,53团居右翼,由他与政委李震(1914—1973,1955年开国少将)各自带领。两团以一至九连序列排成四路纵队,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攻击前进。很多年以后,当年的六纵政委杜义德(1912—2009,1955年开国中将)回忆:汝河之战,是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张、最严重的一次作战,也是最激烈的作战。胡征作为战地记者,当时的位置就在六纵十八旅。

1948年1月16日,胡征随十八旅转战到大别山区王家店宿营。肖永银将战斗部队放在外围山上,拱卫着进驻镇上的旅直属队、还有重伤员。枪声响了,肖永银的十八旅,遇上了胡琏整编十一师的十八旅(旅长尹俊)),此处吊诡的是,双方不仅旅一级的番号完全相同,甚至下属团的番号也几近一致。此战最后是以保存战斗部队,还是不顾代价救出被敌人包围的直属队的方式呈现。残酷的二选一,肖永银选择了前者,但心中因此痛了一生。直属队近300人的命运由此决定,胡征也在其中。

胡征被俘被关押75天后,“闯过九死一生的大关,怀着战胜者的骄矜,辗转千里回到了野战政治部”(胡征语)。就在依例接受审查期间,他开始了《七月的战争》的创作。这长诗,不啻是献给刘邓大军的颂歌,也是剖明心迹和自我救赎。“带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深入实际生活,参加战争,”写一批被称为“报告诗”的作品,胡征自己明白,“实质是政治大于艺术。”

胡征在重庆(1951年史超摄)

1953年,胡征从重庆调北京《解放军文艺》任小说组组长,但对胡征被俘后的审查也一直在进行。1955年,进行了7年的审查有了结果,以有“变节行为”、“派遣嫌疑”开除党籍(1980年平反),同时,转业至西安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不久,因涉“胡风案”,胡征再被审查,后被批捕。1956年冬,未判刑但被关押一年多后被释放。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次子改名胡大宽。其真正用意,如果不是本人说破,可能谁也不会知道,他后来著文说,给儿子改名的寓意,竟是一个对历史的厉声反问:宽大乎(胡)?

胡征与夫人徐孟文有两子,长胡胆,次胡宽。次子生于1952年,1995年因哮喘病意外去世。胡宽生前写诗,声名不彰。死后,由朋友们集资给他出版了《胡宽诗集》,厚达400页。

胡征在抑郁的岁月中,心中郁闷无人可说。他在下放期间,学当木工,遂有一木工线斗。别人的线斗,加墨,轻轻一弹,留下的是黑色线条。他偏偏加入红色。劳动中,每弹一线,留下的皆是红线。他当时的内心独白是:你们说我是黑线人物,我偏偏要宣告:老子是红线,老子是红线。

关于《七月的战争》以及《大进军》两部长诗,在当下的评论中,有誉称为“史诗”的,也有说是“报告诗”的。孰是孰非,一时难定,也许付与时间,留待后人评价是最为客观和公允的。

长诗《七月的战争》由十一首诗歌组成,每一首均标有序列,并各有诗题。如第一首《出发》、第二首《破天险》等等。其中第八首与诗集同名,也叫《七月的战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那是31岁的诗人在70年前在枪林弹雨中写下的,每一句,都带着浓烈的硝烟:

叫我们的小号兵

站在桥头上吹号

调来那些流星

参加七月的战争

 

 

(原标题:书人书事)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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