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进一步改革地方官员竞争的锦标赛制度，完善指标考核体系，让创新、绿色、环保进入官员晋升的指标体系，在经济发展之外发挥重要的指挥棒作用，继续让锦标赛竞争、地方竞争成为制约、激励地方主要官员的重要机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不同地区可以尝试有区别的绩效考核体系。

与此同时，加强对地方官员决策和行为的长期影响的考核，如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和生态环境长期影响的考核，注重地方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在 “自上而下”的考核之外引入“自下而上”的考核，在公共服务方面引入跨政府部门和地区间的竞争机制。比如利用体制内已有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如人大和政协对官员绩效的评价，这个评价应该对官员的晋升和任免发挥一定作用。另外也可利用现代移动互联技术，让百姓和企业及时评价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和效率。

如同滴滴出行的司机必须接受乘客的点评，司机的口碑和顾客评价决定其抢单的能力，政府公务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也必须接受“客户”“受众”的点评，最终的评价结果应该公示，在跨部门间进行排名评比。

评价结果的公示和排名可以变成“倒逼”公务员和相关政府部门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效率的强大力量。百姓的评价应该侧重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上，如教育、医疗、民政服务等，而企业的评价可以侧重在营商环境、行政服务效率及公务员廉洁自律等方面，可以考虑建立跨地区的营商环境排行榜。

第三，引入多重的制衡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方式之后，中央政府下放权力面临的信息和监督约束被大大放松，中央政府放权的两难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更多的权力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如征税权和借债权），同时对地方政府干预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的行为加以制约和限制（比如维护全国统一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劳动力的地域歧视），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要进行重新调整，中央政府要加大支出责任，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渐完善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的匹配。

中国政府治理具有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要告别中国传统的政府治理，走向符合现代化特征的政府治理，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巨的过程。过去传统制度的惰性、惯性经常会导致传统制度回归的现象发生，因此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必须采取渐进方式，依靠持续的努力才可能完成。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周黎安）

来源：北京日报新媒体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