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征

清末明初的西黄寺“班禅塔”

如今的西黄寺“班禅塔”

如今西黄寺刚刚整砌一新，平时都是佛学院师生学习生活的地方，周末双休日对外开放。因此，一到周末，众多市民纷纷到此一睹尊容。

西黄寺现存最重要的建筑非清静化城塔莫属。这座塔高15米，为藏传佛教的“白塔”，塔身洁白，端庄宏伟，据说这整塔的雕刻是清代白塔雕刻的集大成之作，被称为“北京白塔之冠”。这座塔历经数百年，依然保存着当年的风貌。更重要的是，在这座神秘的寺院背后，有着辉煌的历史，也记载了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塔身局部

清静化城塔为乾隆纪念六世班禅而建

走进西黄寺，会发现如今古寺有三进落院。自南而北，第一进落院有山门殿、钟鼓楼等建筑，第二进落院有天王殿、垂花门等，而第三进落院就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有大雄宝殿、清静化城塔、乾隆御笔碑亭等建筑。实际上，如今人们参观的西黄寺建筑群，在历史上是作为西黄寺的附属建筑塔院存在的。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清代以来，北京城北边有两座并立的喇嘛庙，东面的称为“东黄寺”，西面的则是“西黄寺”，因此在旧时，老北京人也把这两座寺院并称为“双黄寺”。

旧时，老北京人出了安定门，沿着清朝皇帝去热河避暑的御道向北走，不多远便到了元大都城墙遗址（也就是如今人们俗称的“北土城”），这一路上能看到两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第一是安定门外路东的方泽坛（就是如今的“地坛”），而另外一处则是位于安定门外路西的藏传佛教寺院——双黄寺。

双黄寺就是东黄寺和西黄寺两座“黄寺”的总称。这两座寺院中，历史比较悠久的是东黄寺，它的前身称为“普静禅林”，本是一座汉传佛教的寺院，顺治八年（1651年）为了迎接自西藏而来的活佛，顺治皇帝敕命将这处寺院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即俗称的喇嘛庙）。而格鲁派更为大家熟知的一个名字是“黄教”，再加上这座寺院的皇家背景，大多数建筑都覆以黄色琉璃瓦，因此从那时候起，“黄寺”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东黄寺的规模比较宏大，老北京曾有“东黄寺的殿，西黄寺的塔”一说，足见当年的建筑之宏伟，这一点从民国年间航拍的一些照片即能够领略。东黄寺的主体建筑分东、中、西三路，其中又以中路建筑为主，最南侧是一座三开间的单檐歇山顶山门殿，步入山门殿东西两侧是东黄寺的钟鼓楼，这两座建筑和北京大多寺院的钟鼓楼建筑略有不同，上部采用的是四角攒尖顶，下部出檐较短，最为显著的区别是门洞为方形。再向北是天王殿，建筑形制与山门类似，内供奉四大天王塑像。穿过天王殿进入第二进院落，这里面的主要建筑包括东西两座碑亭，其中东侧碑亭为顺治八年大学士宁完我（修纂《明史》及《太宗实录》的总裁）所撰写，西侧碑亭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所书的重修东黄寺碑文（当年，康熙皇帝来到东黄寺，他见这座皇家寺院因年久失修而略显荒凉，便决定自己掏腰包维修寺院）。

碑亭北侧则是东西配殿，正中央则是东黄寺最为主要的建筑——大乘宝殿。这座大殿面阔五间，采用古代建筑中最高等级重檐庑殿顶式，大殿内供奉三世佛。这座大殿无论从规模或是等级上来讲，都可以算得上是北京城屈指可数的庞大建筑了。由此可见，清代皇帝很好地利用了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

东黄寺中路主体建筑西侧则是一组规模和中路建筑相当的建筑群，这就是驻京八大活佛（呼图克图）之一、敏珠尔呼图克图的佛仓。佛仓是一个汉藏结合的名词，其中“仓”并不是指仓库，而是藏语中“家”或“府邸”的意思，因此佛仓即是敏珠尔活佛在北京的驻京办事处和住处。敏珠尔呼图克图佛仓再向西是一道大墙，这也是东西两座黄寺的分界线。

就在东皇寺开始修建的第二年，即1652年，顺治皇帝拨银九万两，在辽代萧太后燕京行宫的基础上改建为西黄寺。雍正元年（1723年），东碑亭内立雍正皇帝御书“西黄寺碑”，以纪念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重修西黄寺竣工。如今碑已不知所踪，但通过典籍记载，能了解当年的碑文：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率四十九旗扎萨克、七旗喀尔喀厄鲁特蒙古众扎萨克汗等一起向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上书情愿，称他们蒙受圣祖康熙皇帝的恩泽六十有二年，对于老皇帝的仙逝深表悲痛，因此共同集资四万三千两，用于铸造佛像以报答康熙皇帝的恩典，对于这样一种初衷，雍正皇帝自然是尽全力支持，因此特下旨修建西黄寺，用以供奉蒙古诸部所铸造的佛像。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重修东黄寺。过了两年，又重修西黄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班禅额尔德尼六世来京，乾隆皇帝将西黄寺作为他的驻锡之所。西黄寺的中路建筑，即汇宗梵宇院，它就是班禅大师在北京的“行宫”，乾隆皇帝特为西黄寺题写“汇宗梵宇”匾额。按照中央轴线从南到北的次序，这座院落依次有山门殿、钟鼓楼、主殿、正殿及东西配殿、东西碑亭以及班禅的住处——都纲殿，也俗称为“方楼”。根据史书记载，这座方楼“仿乌斯藏式。云窗雾阁、屈曲相通、凡八十一间。昔班禅入朝时，即驻锡于此。正中为卧室，床镶七宝，座蒙龙袱，两旁陈列金眼佛像……为诸寺之冠”。

有意思的是，这座“方楼”样式的建筑，除了北京，在当年清朝的版图上还有两座，而且是为同一目的、用同一张图纸建设而成的。这就是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善因寺和蒙古国的庆宁寺。其中善因寺为蒙古活佛章嘉呼图克图驻锡地，而庆宁寺则是蒙古的另一位活佛哲布尊丹巴的驻锡地。当年多伦的善因寺主体建筑也覆以黄色琉璃瓦，因此，善因寺在当地也有“黄庙”之称。善因寺方楼如今已经无存，西黄寺的汇宗梵宇院也已经没有踪迹可寻，倒是位于蒙古国的庆宁寺仍然保存至今，成为蒙古高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六世班禅在西黄寺圆寂。两个月后，乾隆皇帝下旨在班禅大师所驻锡的西黄寺西侧修建了清净化城塔和塔院，以收藏六世班禅生前用过的衣履经咒。这座宝塔是仿照印度菩提伽耶式修造的，即中央一座覆钵式宝塔，周围四座八角密檐塔，共同组成了五方式宝塔的样子。

后来经过历史的变迁，东黄寺建筑几乎都已不存，西黄寺只有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等部分建筑保存下来。如今，经过修葺一新后，西黄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清净化城塔，正是当年乾隆皇帝为纪念班禅大师修建的建筑。

清朝第一座“黄寺”在沈阳

虽然北京城里的“双黄寺”在当年极具规模，但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清代的第一座黄寺。清代的第一座黄寺在如今的沈阳，既如今的沈阳实胜寺。

清朝第一座“黄寺”——沈阳实胜寺

实胜寺的建立与清朝的发展历程有极大关系。明朝末年，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后金政权，此为清朝的前身。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病殁于青海“大草滩”，林丹汗是蒙元成吉思汗嫡系后裔，传说在他那里保存着中国历代王朝的传国玉玺。这对于后金统治者皇太极（努尔哈赤的八子）来说，是最有诱惑的猎物。因此他派遣多尔衮、岳托、萨哈廉以及豪格四王远赴黄河的河西地区寻找林丹汗的太子额哲。最终额哲并未与强大的后金军队交战，而是主动向多尔衮献出了传国玺。

这件事情对于皇太极来说，意义重大。在他得到这块玉玺之前，林丹汗的侍从喇嘛墨尔根便已经送给了皇太极两个大礼包，其一为《金字写本蒙文大藏经》，其二则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募集资金铸造的一尊玛哈噶拉金佛，这可以算作黄教的圣物，也是蒙古最高护法神。蒙藏两个民族当时所信仰的宗教，便是黄教。《金经》、金佛和传国玺曾经是林丹汗的“吉祥三宝”，而此时都归皇太极所有，这无异于将他武装成了“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

在得到金佛后，为了供奉金佛，皇太极下令在盛京（今沈阳）城外兴建了一座佛堂。清代的第一座黄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

这座佛堂的选址也有一段传奇故事，据说墨尔根喇嘛当时以一头白骆驼载着金佛奔赴盛京，但到了盛京西郊三里的地方，白骆驼突然卧地不起，墨尔根当时怎么牵也牵不动，因此便也跪下来向金佛诵经，没想到白骆驼竟然闭目死去了，于是墨尔根上书皇太极，认为此处便是金佛最好的归宿，皇太极也当即下令于此处兴建佛堂。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考验天聪元年（1627年）征服的明朝属国朝鲜是否对皇太极忠诚，他亲自致信朝鲜国王仁祖大王，特命令他们向后金进贡殿堂和佛龛的彩画装饰颜料。当时的形势是尽管朝鲜已经被后金征服，但对于宗主国明朝仍然暗自效忠，因此皇太极此举正是对朝鲜君臣的一份考验。在信中皇太极特意强调这些颜料不是自己用的，而是为了敬佛，并且命令他们“不迟误”地将所需物品送到。朝鲜王对于皇太极的要求并没有怠慢，而是积极采办，不过由于市场供应有限，有两种原料并没有按时送到，朝鲜国王还特意在信中表达了歉意。

朝鲜方面的表现令皇太极十分满意，皇太极第二年宣布将佛堂扩建为寺庙：实胜寺。也正是这一年，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并将国号由“金”更改为“大清”，皇太极也在盛京正式称帝。这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不满，“不事二主”的观念导致朝鲜扣留了皇太极派去朝鲜通报称帝的使节，这令皇太极大为恼火，最终决定率领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仅仅用了二十余天的时间，就从鸭绿江边达到了汉城（今首尔），刚成为皇帝的皇太极在朝鲜度过了崇德二年（1637年）的新年。朝鲜国王被逼到首尔东南郊的南汉山城避难，在继续抵抗了一个月之后，这年的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宣布投降，并在汉江边上的三江浦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当皇太极班师回国之时，朝鲜王世子被作为人质带往沈阳，同时清军还带走了朝鲜大量的物资，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很多修造实胜寺的颜料。

有了如此丰富的物资，扩建后的实胜寺等级非常高，采用了黄色琉璃瓦以显示其皇家身份。崇德三年（1638年）实胜寺最终落成，皇太极率领诸王贝勒以及作为人质留居沈阳的朝鲜世子一起参加了落成典礼。这之后每年的正月皇帝都会驾临这里拈香礼佛。因此这座“黄寺”也有着“清朝开国第一喇嘛庙”的称呼。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每次皇帝东巡都要到这里参拜。乾隆皇帝更是四次驾临此处，足见皇室对于该寺的重视。从规模上讲，沈阳黄寺（实胜寺）比后来的北京黄寺小很多。但二者的整体布局却非常类似。其中主体建筑包括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和正殿。而天王殿后，正殿之前同样也有两座碑亭，而正殿西南侧则有一座两层的木结构小楼，这便是供奉玛哈噶拉金佛的场所。当年为了防止金佛被盗，在建造小楼的时候特意在楼梯口加锁两道，并下设大翻板，以禁人随意踏入。

不过，建成三百多年后，金佛最终还是在乱世中被盗（史料记载，金佛盗于1946年，此事震惊全城，成为沈阳历史上最大一桩悬案）。2016年，按照历史原样重塑的金佛，又被重新供奉于实胜寺之中。

香山团城曾有一座“黄寺”

无独有偶，除了沈阳实胜寺以外，在北京也曾经有过一处名为“实胜寺”的寺庙，这座寺庙同样也是一座黄教寺庙，可以说基本上算是沈阳实胜寺的“翻版”。由于岁月的变迁，这座实胜寺已经彻底毁坏，无处寻觅了。幸运的是当年乾隆皇帝兴建这座寺庙时所立起来的一块《御制实胜寺碑记》，还和碑亭一起保留到了今天，这块碑就在香山团城演武厅的南侧，外面的碑亭等级也非常高，采用重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因此可以想见当年北京这座实胜寺的规模也是非常可观的。然而，从碑文中我们却注意到，乾隆皇帝当年修建北京实胜寺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自己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也就是说北京实胜寺实际上是他修建的一座战争胜利纪念馆，这和沈阳的实胜寺修建初衷完全不同。

清代绘制的香山团城“黄寺”——实胜寺

在修建北京的实胜寺碑文中，乾隆将沈阳实胜寺修建的缘由，说成了纪念松锦之战的胜利，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发生在崇德六年（1641年）。乾隆解释，这场战争明军大败，蓟辽总督洪承畴、锦州守将祖大寿均投降清军，因此得胜归来的皇太极便在沈阳西郊兴建了这座实胜寺。实际上，实胜寺早在1638年便建成。

乾隆在碑文中的这个“错误”并非第一次出现，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到沈阳的时候，他在御制的《实胜寺》一诗中，便点出了沈阳实胜寺是因为松锦之战的胜利而修建的，在这首诗里，他还将松锦之战取胜到最后清军入关的“丰功伟绩”历数了一遍。

在“实胜寺是战争胜利产物”的指导思想下，平定了大小金川之后，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便“仿效”太宗皇太极在沈阳西郊建寺的成例，在北京西郊也兴建了这座实胜寺，并用满蒙汉藏四中文字记录了为平定大小金川修造碉楼、组建健锐营，以及战争的详细经过和建造这座实胜寺的意义。虽然同为“实胜寺”，但两座实胜寺的修建背景却并非完全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为了平定大小金川叛乱，清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军事演习设施，其中就包括保存至今的香山团城演武厅，以及散落在今西山的若干座碉楼。由于大小金川独有的山地地貌，当年乾隆皇帝还特意组建了一支山地特种部队，这就是云梯营。取得胜利后，云梯营被改编为健锐营，乾隆皇帝特意为他们在香山脚下兴建了新的高标准营房，这也是香山周边为什么会有诸如“红旗村”、“正蓝旗”等地名的原因了。然而随着清帝国的衰落，当年威震天下的特种部队健锐营也走上了下坡路。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参与京师保卫战的健锐营损失惨重，正白旗官兵更是全军阵亡。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健锐营再次担任起保护京师的重任，在地安门与敌军展开搏斗，这也是健锐营执行的最后一次战斗任务。

补白

班禅大师的京师之行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年届七十岁的乾隆皇帝开始系统学习藏语。除了满语和汉语，此前，他已经熟练蒙古语。而在此之前研究佛经时，他已经开始接触藏语。这次他全面系统学习藏语，是有原因的：为了欢迎次年即将到达北京为他祝寿的六世班禅大师。

而这这一年，六世班禅已经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出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乾隆皇帝也非常关注班禅大师一路上的饮食起居。当班禅刚刚翻过唐古拉山的时候，乾隆皇帝派人送去的御容便已经在那里恭候了，这一举动意味着乾隆皇帝亲自出迎并护送班禅大师进京。当年年底班禅大师抵达青海塔尔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这一年皇帝和班禅大师都是马不停蹄地奔走，班禅大师这一年三月从青海塔尔寺出发继续踏上奔赴北京的路程，而乾隆皇帝则早在两个月前便开始了第五次南巡，直到这一年的五月初九日才返回北京。而此时天气已经转暖，班禅的随行人员提醒大师应该在进入内地之前接种天花，以防感染。不过这件事情被班禅婉言谢绝了，他讲到自己不会有什么事，反过来倒是提醒随行人员应该做好防护措施。不幸的是，班禅最后去世正是感染了天花。

在这一阶段，乾隆皇帝特命人在北京和承德同时兴建了两座庙宇，这两座庙宇均仿自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修建，其中在北京香山营建的这座，起名为宗镜大昭之庙，而在承德避暑山庄北墙外兴建的，则是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在藏语中的发音即是“扎什伦布”。而且班禅在承德的这座寺庙，无论从形制上或是命名上，都采用了他在后藏地区的驻锡地的方式，可谓是良苦用心。

七月二十一日班禅一行抵达承德，此时距离他们从日喀则出发已经一年有余了。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正殿澹泊敬诚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班禅打破了清代典章制度中“跪不受其拜”的惯例，对七十岁高龄的皇帝既跪又拜。乾隆皇帝则亲自将大师搀扶起来，并用藏语致以最亲切的问候：“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则答道：“远叨圣恩，一路平安。”乾隆也为班禅大师而打破宫中惯例，自愿给班禅大师作“导游”，带着班禅大师到避暑山庄中的烟波致爽、云山胜地等寝宫佛堂瞻拜。第二天乾隆皇帝则引领着班禅参观了为他兴建的须弥福寿之庙，并在禅堂与大师一起进膳。班禅大师则在须弥福寿之庙的正殿妙高庄严殿为乾隆皇帝说法，当时在场的还有蒙古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专职为大师和皇帝做翻译。

八月十三日，清廷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了乾隆皇帝的七旬万寿庆典，班禅受邀与乾隆携手同登宝座，接受蒙古王公、扈从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庆贺。八月二十五日，班禅大师一行从承德启程，前往北京。九月一日抵达，乾隆皇帝特命他驻锡黄寺。班禅大师驻京期间乾隆皇帝为他安排了不少参观项目，班禅大师也是奔波于各处为京城各界人士弘法。九月十八日，乾隆皇帝与班禅一起在香山为昭庙举行了开光大典。

十月二十七日，班禅大师偶感不适，乾隆皇帝立刻派御医前往诊视，不幸的是最后确诊为天花感染。乾隆皇帝问询亲自前往黄寺探望，并叮嘱皇六子代自己多加留神看护。但几天后班禅大师最终医治无效而去世。大师遗体在黄寺停留六天以供各界观瞻。第二年二月由专人护送回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为了纪念班禅大师，乾隆皇帝特意在大师居住过的西黄寺西院，修建起了一座五方式宝塔式的清净化城塔，在北京类似的建筑还有西直门外的五塔寺和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