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想象与寻觅遥远的异域

从当代视角看，徐霞客的远行记录不算惊人，论行走之遥远，远不及玄奘法师异域取经，近不如丘处机远行西域和成吉思汗相见时的“行走记录”，甚至都不如几千年前周穆王西游更具传奇性。但是，徐霞客是极其罕见的凭借个体力量完成数十年旅行记录的人，他的旅行和探索，几乎是无功利性的，这就区别于此前多数远行者，不论前者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文化交流的目的，其行为都很难用“兴趣”“个性”之类的理由来解释，也正因此，徐霞客毕生游历全国，并留下《徐霞客游记》，更显得独特而奇诡。

《徐霞客游记》的语言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游记的书写方法：简明扼要且注重细节。而且，徐霞客的“文学感觉”似乎比前人更胜一筹，因为是个人旅行和考察，其游记也更具个性表达，而徐霞客和当时“主流文人”大有不同，他不喜科举，厌恶功名利禄，对风景的书写是纯粹审美式的，很少见到他在山水中寄托什么宏伟抱负，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徐霞客大概是个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的文艺青年，他爱祖国的山山水水，仅仅是一种审美的快乐，是因兴趣而游历山川，因爱好而沉醉于旅行之中。

徐霞客这样“任性”的做法，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当然，相比那些寒门子弟，出身优渥的徐霞客似乎更有资本这样做。但徐霞客的独特，并不是因为他有相对殷实的家境而造就的，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主流文化的反叛者。也只有在这个角度，才能解释徐霞客为什么对“异乡的山水”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让读书人告别对本土文化的固守心理，多数要凭借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但徐霞客的对异域土地的热情，是出于对自然山水的好奇与兴趣。人文地理学上有对“地方感”的强调，但这仍是一种现代观念，我们很难想象在四百年前，徐霞客就对完整的国家地理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但可以确信的是，故乡的“地方感”和“天下”的观念，在《徐霞客游记》里并没有明显的割裂。虽然这是游记，或者说是探险和考察的记录，但很少能从中看到徐霞客对“异乡山水”的惊愕。他的叙述是从容不迫的，即使是身处险境，也会尽量描述为一种舒缓惬意的情境，让人沉醉其中，而不觉得有内在的紧张感。

如《楚游日记四》中所述：“早饭于绿竹庵，以城市泥泞，不若山行。遂东南逾一小岭，至湘江之上。共一里，溯江至蒸水入湘处。隔江即石鼓合江亭。渡江登东岸，东南行，其地陂陀高下，四里，过把膝庵，又二里，逾把膝岭。岭南平畴扩然，望耒lěi水自东南来，直抵湖东寺门，转而北去。湖东寺者，在把膝岭东南三里平畴中，门对耒水，万历末无怀禅师所建，后憨山亦来同栖，有静室在其间......”这样的文字有古代山水散文“风烟俱净”和“天山共色”的感觉，是符合传统文学的审美意识的，这样的文风几乎贯穿了《徐霞客游记》的始终。或许，在徐霞客心中，异域的山水和故土的风景可以融为一体，他用笔记录下的风景，既是地理志意义上的，更是审美意义上的，徐霞客通过远行及其书写，形成了自己对国家地理文化的完整想象。这在当时，无疑是很独特且超前的行为，这也让《徐霞客游记》的文本更具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徐霞客邮票

提前到来的“现代”意识？

“无限的远方，和我们都有关”——这显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生发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潮，在近两三百年的历史中，逐渐扩散到全球的各个角落。热衷旅行，尤其是探索遥远的未知，这种思维和实践方式，大多产生于现代文明的意识里，即使在古代，也基本存在于西方的文化传统里。

不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哪怕是《一千零一夜》里诸多传奇故事，都不乏探险者“寻觅远方—归乡”的叙事模式，似乎这种对遥远彼岸的想象力，是西方文化里长期存有的基因。不过，与农耕经济相伴而生成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恰恰主张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贤教诲，始终是传统读书人心中的坚固理念。

徐霞客要突破的观念阻碍，首先就来自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式。与“学而优则仕”观念割裂的结果，就是自绝于主流文化的圈子。在这点上，徐霞客大概是有清醒的自知的。因此，他并没有彻底与传统观念割裂，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有“革命性”思维的知识分子，这和同为晚明文人的李贽就大为不同。徐霞客的个性更像一种本能的自觉，他并不需要反抗什么，只是兴趣和审美自觉所致，所以，当需要和现实妥协的时候，徐霞客也能做出稳妥的举措。比如，徐霞客在母亲去世后守孝三年，并未出游，他在首任妻子去世的时候，也没出游，这既符合当时的文化观念，也与人伦常识吻合。

换言之，徐霞客并不是以一个决绝的姿态，来与当时的文化主流割裂而抗衡的，这也是他令人惊奇的地方。读者很难从《徐霞客游记》中看到其思想观念内在的冲突性，尽管在徐霞客的晚年，大明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一些先觉的文人已经嗅到了帝国陆沉的巨大风险，但这种焦虑极少出现在他的文字里。即使不能说《徐霞客游记》里有一种审美的自觉，也很难否认它对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书写，是一种更加纯粹的记录。

这种纯粹感也与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心境有很大不同。《徐霞客游记》中的很多文字，与其说是一种地理志式的直接记录，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自觉——风景和记录者本身是融为一体的，自然景象和心灵世界的风景是合一的。比如，《黔游日记一》中有这样的记录：“乃由其东上岭，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岭脊，下行峡中。壑圆而峡长，南北向皆有脊中亘，无泄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齿如锯，横锋坚锷，莫可投足。时已昏暮，跃马而下，此骑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坠峡底，逾所上数倍，姑知前之圆壑长峡，犹在半山也。峡底有流，从南脊下溢，遂滔滔成流。”

虽然这些文字基本都是写景，但谁又能说从中看不到旅行者内心的变化呢？这种对待书写对象的“主客体融合”的思路，当然是非常古典式的，就像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虽然不会像西方绘画里的透视技法那样，把风景的细节描绘得非常细致逼真，但观赏者也能从中看到画作里内蕴的风景之美。更何况，这种美感本身也会透过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如临实景，和旅行者（或者说探险者）感同身受。

虽然晚明出现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文化界也出现了一些反叛传统儒家思想的迹象，但徐霞客还是一个源自古典乳儒海的读书人，虽然具备一定的“现代感”（这恐怕也是后世研究者代入当代思想的结果），但他仍然是一个地道的中国的读书人。异乡的风景对他而言，既是梦想的彼岸，也是突破日常生活庸常感的途径，也正因此，也益显《徐霞客游记》的独特性。

（原标题：《徐霞客游记》：不只是寻觅异乡山水之美）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