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辗转了很长时间、信封已经有些破损的海外来信。母亲及子女们十分纳闷，担心这封海外来信会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更多灾难。复杂的海外关系曾经把我们一家列入另类人群很多年，考大学、分配工作、入党、参军，甚至找对象与结婚都受到了影响。母亲提心吊胆地撕开信封，竟然是分别三十多年的大舅的寻亲信。

大舅定居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上世纪30年代赴美勤工俭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大舅在信中告诉母亲，几十年来他始终在台湾“外交部”工作。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且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他正担任台湾驻秘鲁“大使”。1972年他毅然辞去公职身份，登报声明彻底脱离台湾当局，当时在台湾政坛引起不小震动。大舅放弃了即将到手的优厚退休金，在麦迪逊市开了一家小餐馆，勉强维持生计。

1978年中美建交以后，大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大舅从留学生那里知道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大舅向国内有关方面查询，方知老父亲、二弟、四妹早已去世，四个妹妹与小弟分别在西安、北京、沈阳、成都、重庆几个地方工作居住。大舅给陕西省侨联写了一封信，请协助查找在西安一所大学教书的大妹，并希望代为转交信件。大舅在信中告知母亲，小妹刘玉桂一家在台湾，这时我们才知道台湾竟然还有一位亲戚。幸亏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复杂的海外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可怕了。大舅的来信让母亲泪流不止。

后来大舅在其三个儿子的资助下，1981年与大舅妈、小儿子一行三人飞到香港，在香港临时加盟了一个赴大陆的旅行团来到北京。没想到的是，大舅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政府代表的隆重欢迎接待，“欢迎刘先生回国探亲，我们代表中国政府感谢您退出台湾‘外交部’的爱国壮举，愿意为您中国之行及国内的亲属提供种种便利！”有关部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上有关负责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舅非常感动。

当时，70多岁的大舅与国内几位60多岁的弟妹相见时，抱头痛哭了很长时间。作为有突出爱国壮举的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大舅的中国之行，给多年来始终“背黑锅”的我们也带来了变化。母亲被占用的住房得到退还；在陕南大巴山山区插队多年的小儿子招工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解决了母亲身边无子女的困惑。当教师的大儿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二儿子，我从秦岭山区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周惠久院士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硕果累累的研究员。我的哥哥，后来成为包头钢铁学院（现为内蒙古科技大学）机械制图教授与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与自治区模范教师。我的弟弟与妹妹，也都成为事业有成的高级工程师。

我们深深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让隔绝30多年的亲人团聚。大舅精通英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的小儿子，长年担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全球副总裁，积极促成了多项中美金融与经济的合作。大舅的儿子们，还为大陆几位堂兄妹与表兄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种种便利。2008年大舅以99岁高龄去世于美国麦迪逊市。

90多岁的母亲，对于30多年前与大舅的重逢仍然记忆犹新，始终仔细保存着大舅1980年的美国来信。中国与美国建交，大陆与台湾恢复联系来往，对我们家庭几代人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极其沉重的复杂海外关系终于蜕变为瑰宝，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所言“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中国侨务政策翻天覆地的巨变，让每一个华侨华人、侨眷侨属都为之受益。

本文作者上世纪40年代生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有三项发明专利，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退休研究员。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