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公社走出国门，和美国的农场建立联系，而且有过互访。有一位美国人来中国农村考察，据说他不愿住宾馆，要求住到农民家里，于是公社就把他安排在那时较富裕的赢海东二队社员家里。正好我的一位好友家就在东二队，知道我喜欢英语，他邀我一起到“老美”（那时社员都这样称呼这位美国人）家去。

这个“老美”中文说得挺好,我们去他家，他很欢迎，但是毕竟“文革”的阴影还没完全驱散，我们不敢久留。临别时，“老美”送我一本美国杂志——科学文摘（SCIENCE DIGEST）。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美国杂志，它后来成了我融入国际社会的导火线。

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我翻阅了杂志中的几篇短文，虽然难度很大，借助字典还是看懂了些，其中一些趣味物理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便给地址印在封皮里的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我是个学俄语的老大学生，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一股学英语热潮，跟着电台学了点英语，底子很薄，书写更不行，为此，我特地花20多元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用“中式英语“表达我对杂志的兴趣及想得到杂志的愿望。不好意思跟人家要，但是又买不起（一本杂志2美元，当时合16元人民币，我月薪才54元），只好说交换,用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换美国杂志。信发出去后，心里直嘀咕：不知道信是否能收到，也不知道是否能被看懂，还担心信是否会被海关查收……

大约过了两个月，1982年初，学校传达室给我送来一个牛皮纸包裹，打开发现里面是十多本崭新的《科学文摘》。为了兑现承诺，我买了一本《中国建设》通过水路寄去了，大约花了10元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后我就再也没寄任何刊物了。可是这家杂志社仍然不断给我寄来杂志，一月一次，一连寄了四年。每次都是航空邮寄，直到1986年杂志停刊，我才失去了这份“福利”。

得到这些杂志，我很兴奋，杂志上介绍的科技知识以及精美的图片深深吸引了我。有一篇太空飞行的文章特别有趣，有几个对英语感兴趣的学生也很迷恋太空飞行，他们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也解释不清。这样，我又一次给编辑部写信，希望有人能够帮助解答这些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这封信在杂志上刊登了，这使我在美国杂志上“出了名”。我所在的红星中学那时不断收到外国来信，主要是美国的，也有一些加拿大、南非等国的。来信的有学者、教授、宇航专业人员，他们对宇航飞行器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并介绍了太空照片的拍摄。一个美国教授还给我寄来一大包宇航的图片资料；有的人还给我画了图，说明飞行器的原理；另外有些人给我写信是想交朋友，他们表达了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感情。我一共收到大约20多封信及一些图片资料。

频繁不断的外国来信还惊动了学校领导，校领导向上级汇报了此事。有一天，学校里来了几辆小车。老师们私下议论“老陈出事了”。的确，上级领导来调查了，他们找我谈话，了解情况，还要我把那本刊登短信的美国杂志拿出来，进行审查。最后，领导跟我说：咱们国家通信是自由的，但和国外交往时要提高警惕，有时无意中就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所以那时的确很害怕。

收到这么多国外来信，我很感动，我很想回信表示感谢，但这是不可能的，一是领导已经婉言劝阻我了，另外，我的经济力量也不允许。后来，我又一次给编辑部写信，希望他们能帮我转达对外国热心朋友的谢意。

1983年8月，感谢信被刊登了。

一场书信风波平息了，但很多朋友在书信中表达的热情、友好、对科学的执着，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位美国人的信：“China was a sleeping giant and would someday awaken to be a great nation once again”（中国曾是一个睡着的巨人，某天它将醒来，再一次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1983年，我得了一些翻译的稿费，便给编辑部寄去一份中国年画的挂历表示感谢。后来，编辑部一位女助理编辑跟我保持长久的通信，她是我大洋彼岸的英语老师，我给编辑部写的信，表达不对的、语法有错误的，她都帮我纠正，她还给我寄过一些英语读物、英语录音带、美国邮票及贺卡等。我们通信一直持续到2007年她去世，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她寄给我的照片。

我没有得到财富，也没有成名，唯一可以自豪的是：我曾在国内科普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译文。

本文作者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先后在大兴多所学校任教。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