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新政、立宪与革命》  李细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汉族大臣遭到排挤。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和其他大臣仓皇出逃，在其后签订的《辛丑条约》里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不仅如此，1900年7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派出20万军队强占东北，这导致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

一次又一次战败的刺激，激发着国人的敏感神经，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更是逐步升级。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更被视为立宪战胜专制的制度性胜利。由此，立宪之声响彻全国，清政府内的立宪势力也伺机而动。对此，《新政、立宪与革命》一书有很好的描述。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三股势力，由此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对清政府而言，推行新政改革乃顺乎民意，但最核心的是要保持过去君主制的专权。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在日本特意请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告诉他，宪政有君主立宪国和民主立宪国，中国更适宜类似日本的君主立宪。载泽其后向清廷报告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

对清廷而言，最担心的就是皇位与君权，既然日本的立宪模式可以圆满解决这一问题，于是，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日本为典范。虽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皇帝凌驾于三权机构之上。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由钦定颁布法律与总揽司法之权，有召集、开闭及解散议院之权。关于行政权，1911年，清廷颁布的《内阁官制》规定，内阁对皇帝负责。因此，这一仿效日本立宪模式的新政，依然是君权至上。

而立宪派则要求的是英国式立宪，君主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国家政治象征符号，国家政治大权由议会（立法权）与议会多数党组织的责任内阁（行政权）掌握。立宪派大致分为两派，一为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二是在清廷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的绅商群体。立宪派希望运用和平手段真正分享政府权力，参与国家政治。

而革命派则崇尚美国、法国式的民主革命，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派势力，主要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创设的革命团体，以及在清政府新政中形成的学生团体和新军。立宪派承认清朝皇帝权威的合法性，而革命派则直接挑战皇权，并公开提出排满。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海内外立宪派看到了希望，组建各种立宪团体，积极投身宪政改革运动。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多次发起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是，清政府未能及时回应立宪派的要求，一再拖延，导致立宪派逐渐疏离。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退出“皇族内阁”，这给了立宪派沉重一击，使其失望之至。尽管他们表示要继续请愿，但武昌起义很快爆发，立宪派与清政府决裂，与革命派合流。这一结果，迅速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

正如本书作者李细珠所说，革命的兴起导致了清政府的新政；另一方面，新政的发展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例如，清朝遗老就指责张之洞为“祸首”，他在湖北主办实业、办学堂和新军，“遂为乱天下之具”。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则认为张之洞是“功臣”。

以本书的写作而论，李细珠有意跳出了革命史叙事的框架，强调新政、立宪、革命三股势力的互动，并强调清末新政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其史观更为客观公允。另外，书中对于清末两次宪政考察以及师日取向研究颇为精彩，对于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的关系研究，对于民初统一党与政党政治实验等研究均颇具新意。

（原标题：晚清叙事：新政、立宪、革命三股势力的互动）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