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方与她复制的敦煌壁画

如今的李东方已年过6旬，作为世界级非遗珂罗版技术的传承人创新者，李东方采用珂罗版技艺让无数国宝文物“活”了起来：她以珂罗版技术复制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认可；依托珂罗版技艺，她让两岸故宫博物院镇院国宝《三希贴》合璧，将分藏于两岸的国宝孤品《明解增和千家诗》上、下册合璧，成了两岸文物工作者60多年的心愿……现在，李东方希望与有关单位共同办一个珂罗版技术传承班，把自己的技艺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并希望中国珂罗版能作为独立项目成功申请世界非物质遗产，让珂罗版的东方之花永远盛开。

初识珂罗版 故宫里画了3年素描

珂罗版临制，是一项诞生于西方的印刷技术，19世纪末传到中国，它结合了现代照相技术，与现代胶版印刷相比，层次更加丰富细腻，尤其是在宣纸上印刷中国字画，能够保留笔墨的神韵，其逼真传神的表现是其他印刷方式所不能比拟的，有时甚至连书画作者本人都无法准确分辨。李东方介绍说，这门技术需要手工操作，相当于还原书画作者的绘画步骤，因此要靠经验的积累，对色彩的辨识以及绘画功底等要求也非常高，也正是因为珂罗版临制主要靠人工操作，效率低、成本高，不适合大批量生产，因此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珂罗版临制几近断代。

1973年，病榻上的周恩来总理批复了一项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珂罗版技术。”1974年，刚刚毕业的李东方被分配进了国家文物局，是第一批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学习珂罗版的人。

“太难了，根本不可能会！”这是李东方最初的感觉。“就是写生、画素描，兰花、石膏像、故宫里的各个场景……从最开始的找不到感觉，到后来一打眼就能看出一个场景该怎么画出来。”李东方说，她到故宫博物院的前3年就是在画素描，练基本功。

之后才开始接触珂罗版临制技术。当时珂罗版主要应用于文物复制，内容是一些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比如毛泽东的书信诗词，鲁迅手稿等。原稿是珍藏的，展出或需要使用的时候要用复制品，尤其是有的时候手稿写在有格子的信纸上，还要通过珂罗版复制时抹掉格子。

“复制的时候要先拍照，然后在底片上把格子的印记修下去，在底片上抹下去格子的印记，还得和其他没有格子的地方颜色一致。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电脑绘图软件，都是凭眼力和手感。”李东方说，一开始她修的底片总出现颜色偏差，在底片上修完了，印出来还能看出修的痕迹，还得再重新修补……”在字里行间琢磨了两年多，李东方才掌握了颜色这一关。她也越来越爱上了珂罗版临制技术。

一封“请战信” 26岁北京姑娘结缘敦煌

李东方年轻时在敦煌洞窟中工作照

与敦煌结缘，源自1983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当时日本画家平山郁夫访问中国，参观敦煌莫高窟后，提出想以日本的技术帮助复制敦煌壁画。“我们也是做文物复制工作的，他们能做，我们也能做。”看到这则消息，26岁的李东方在同事们地撺掇下，执笔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写了一封信。

半年后，李东方收到了来自敦煌的信：“我支持你们，来吧！”收到信，李东方找到了单位领导，领导安排李东方和她的师傅奔赴千里之外的敦煌。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李东方终于到了敦煌。“过了兰州，基本上就看不到人家了，火车外都是荒芜的戈壁，到敦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周黑暗得像个大锅盖笼罩着茫茫戈壁，满天的星星离你很近，好像把你盖住了似的。”

经敦煌研究院专家讨论，大家同意让李东方以莫高窟112窟的反弹琵琶作为试制。李东方回忆说，在洞窟的两个多月里，她每天不断地拍摄、比对、涂色标、修版。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真很难：从北京这个大都市到敦煌戈壁滩，晚上到处黑漆漆的令人害怕；吃不惯面食，研究院照顾她“给小丫头做点儿米饭”，却因为海拔高总是夹生；洗澡更成了奢侈，两个月没痛快洗一次澡；流鼻血是常事，老抱着水瓶喝水也不管用。

两个月后李东方带着做好的版回到北京，将壁画还原到纸张上，然后再拿到敦煌对照原作反复修改，前后8个多月才完成第一张珂罗版壁画临制作品。专家们拿到临制的壁画，放到洞窟中的原位置上，竟然和原壁画融为一体了，当时许多老专家们都跳跃起来：“逼真，传神！”

李东方复制的反弹琵琶由国家文物局呈送到中央文物扩大会议上，中央责成国家文物局作为技术性试验项目在敦煌研究院建立珂罗版工作室，开启了珂罗版工艺间接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历史。

辞职离京 扎根敦煌复制壁画

李东方在敦煌研究院珂罗版工作室工作照

去过敦煌，亲眼看到过那些日渐剥落的壁画，李东方非常心疼，可那时候工作调动非常困难，李东方竟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到敦煌去！“当时就想干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没考虑那么多。”

来到敦煌，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给她出了一道考题，如果“答案”满意就可以获得莫高窟所有洞窟的“通行证”。那时段文杰正在临摹敦煌220窟的《维摩诘大士》壁画，怎样留住壁画上岁月留下的斑驳感，是他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出乎意料的是，短短一个多月李东方就拿着一幅色彩丰厚、几可乱真的维摩诘图展示在他面前。

拿到了通行证，李东方一头扎进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中。

珂罗版复制文物需要制版照相机，莫高窟的地面都是文物，过重的相机会对地砖造成伤害。李东方就自己琢磨改造相机，她找木工做了框架，前后装上玻璃，中间装上镜头，这个“工具”陪她走过了漫长的时光。为了接近原作的颜色和材质，李东方需要分析画家作画时的步骤，细致到每一个线条，颜色的顺序，然后通过照相获得与原稿等大的底片，每一张底片是一种颜色，在印版时要将每张底片的颜色层层叠落，丝丝相扣，最终达到原作效果。

在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是艰苦而单调的，从她住的地方到莫高窟需要走大概半个小时，每天出发的时候她就用一条毛巾浸湿了水顶在脑袋上，等走到莫高窟，毛巾都干透了。坚守在戈壁滩，饮食营养无法保障，再加上高负荷的工作，甚至曾让她出现短暂失明的症状，看对面的人只能看到影子。

除了生活上的艰苦，还有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李东方前后投在复制敦煌壁画上的资金共67万元，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詩知道此事后深受感动，拨款10万元奖励资助她，她又将这笔钱投入到壁画复制中。

美人菩萨、伎乐飞天、反弹琵琶，还有耗时近3年复制的180×170厘米的千手千眼观音……20多年间，李东方对敦煌莫高窟的9个特别精选的洞窟及壁画局部进行了精心复制，复制的敦煌壁画作为文物资料被有关部门永久留存，给后人研究敦煌壁画留下了详实的图像资料，也让这些稀世国宝从墙壁上“移动”了下来。

不改初心 让世界见识中国珂罗版

2008年，在花光所有资金后，许多消耗品如矿物质颜料和设备都需要补充更新，李东方难以延续对敦煌壁画的复制，只好在拍摄了大量图片资料后告别了敦煌。

虽然告别了敦煌，但李东方依旧没有放下珂罗版临制工作，她主导复制了大量国宝级文物，宋徽宗《千字文》、李公麟《五马图》、王希孟《千里江山》、杨徽《二骏图》、欧阳洵《梦奠帖》，还有两岸故宫镇院之宝《三希帖》、《明解增和千家诗》的首度合璧制作出版，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

“珂罗版技术发明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事这项技艺的人也就200多人，现在真正掌握了珂罗版复制全套技艺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李东方说。

2014年，李东方被评为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2015年复制的《千手观音图》获得了有“印刷届奥斯卡”之称的中华印制大奖艺术品复制唯一金奖；2017年获得首届两岸四地毕昇奖暨第六届中华印制大奖“杰出人物”；以李东方为原型的非遗传承跨界融合情景舞台剧《流动的敦煌》在今年首演；德国在为珂罗版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特别加上了李东方和中国珂罗版的发展成就，以此证明珂罗版技术不仅是西方的，更是世界的……

从17岁初识珂罗版，李东方在这个相对偏僻的领域里脚踏实地奋斗了40多年，始终初心不改。40年与珂罗版结伴，李东方没有收获爱情、家庭、子女，可她没有后悔，她说，我一辈子就做了珂罗版一项工作，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样把珂罗版复制得跟原件一模一样，没有想过别的，“就是爱一辈子，没离开这一辈子”。

如今李东方的团队还在不断寻找着中国流失在海外的书画，并努力用珂罗版技术将它们复制，以这种方式带国宝回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国宝的样子。

来源：北京晚报 本报记者 孙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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