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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变命运:1978年的高考让他从仪器厂青工变成大学生

2018-07-05 11:04 北京晚报 TF011

1978年9月,我们96位同学来到南京那个叫作“黄瓜园”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起点。相同之处是,我们的手里都拿着一张“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入学通知书。 “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南京艺术学院1978级同学作品展”7月6日至8月16日,在西太湖美术馆举办。往事万象,点点入心,从小镇的青工到时代骄子大学生,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

作者:陈履生


1978年的准考证

考场初见教授形象

1978年,为着自己的理想,我和属于镇江地区的许多考生一起,坐到了镇江大市口附近一所中学的考场内,参加南京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此前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看到了希望。可是,初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却名落孙山。好在没有阴影,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实在没有那个自信,但心怀侥幸心理。所以,几个月之后就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这是经过“文革”之后的首次招生,招96名。为了离开工厂走向专业,为了离开扬中而走向外面的世界,我选择了当时招收人数最多的专业——工艺图案,这一年招19人。至于什么是“工艺图案”,我一无所知。

考“写生”时,一进考场,就看到一男一女两位据说是南艺的监考老师。那位男老师的白发,至今都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当时所认定的教授的标准形象。因为此前看过电影《决裂》里讲马尾巴功能的那位教授,知道教授大致都是如此。不过眼前的这位南艺的老师,虽然不知姓名,感觉上要比那位研究马尾巴的教授更有风度。女老师个子不高,像母亲那样慈眉善目。他们大致说了纪律和要求,这时候我才知道“写生”是画眼前的花。

写生画花遇“尴尬”

实际上,一进教室就看到考场内有几盆叫不上名字的花。但一听说要画眼前的此花,一下子就蒙了,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可难为了我这个从小县城来的乡下人。按理说,就我父亲在扬中岛上莳弄花的名声应该不会陌生。在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县城边上,我的家里有一个小花园,父亲几乎把他的业余爱好都倾注在这里。他有一株最为得意的梅花,还有各种品牌的月季花。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品种的花,包括万年青和天竺。

万年青和天竺在扬中具有特别的意义,造房子时房子上梁,送礼的礼盒里要放万年青;给老人家祝寿做花团子(扬中人叫“花园子”),上面要插一柄天竺叶。可以说,我是看着父亲莳弄花长大的。

“文革”开始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住到了乡下的家里,因此,小花园也就逐渐有了规模。他有时很久不能回家,但是,如果有一天或半日回家的时间,一回到家就先钻进他的花园看他的花,浇水、施肥,以弥补一段时间不能料理的缺憾。在当时,人们还在为温饱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哪有闲心莳弄这些花花草草?我家花园的品种数量是全县最多的,而且远近闻名。实际上,这里所谓的“最多”也是非常有限,我在写生考试中遇到的尴尬,就是很好的说明。

那时候,这些花花草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它们有缘的人好像都有点思想问题。所以,养花的人并不多,家里有花园的也极少。而我一直不解的是,父亲的这一兴趣从何而来?因为我爷爷对此则兴趣索然。爷爷种他的丝瓜和蔬菜,比较务实。不仅自食其力,而且能贴补家用。不过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有相争的情况。

那时家里还经常有一些喜欢花的人来和我父亲交流。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我都为父亲感到骄傲。所以,当我看到考场内这种不知名的花时,立即想到我父亲的不足。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稀里糊涂地完成写生。当然,我还是按照规律画出了此花的结构以及情态。实际上,不知道花的名字并不影响表现,很多画家也经常画一些陌生的花。但是,画自己熟悉的总比画陌生的要好,因为这是考试。

回到家后,我把花的形状给父亲做了比划,父亲告诉我那是“夹竹桃”,并于不久就买了一株栽到了花园里。至今这棵夹竹桃在我家祖宅地上也已经有了40年,粗壮硕大,像一棵树一样。

靠一株梅花考上大学

1978年的创作试题是《俏也不争春》,这是取材于毛泽东诗词《咏梅》中的诗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

此前,在全国美展里有一幅关山月先生同名的作品,满纸都是红梅。关山月先生这幅画在当时非常有名,几乎是花鸟画的样板,其印刷品也是到处可见。因此,我知道考试要切题,不仅要画梅花,还要画红梅。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红梅,而我家的梅花是黄色的腊梅。无疑,在那个时代,如果画黄色的腊梅,估计是不行的。所以,我在一个竖幅的画面中,构思了一个两边都是冰封的悬崖峭壁的构图,从左边的峭壁上往右生出一株红梅。用的是水粉,有点装饰的趣味。因为考的是“工艺”,好像应该有点“工艺”的味道。后来,我复制了这一画面,贴在家里三门橱中间的位置上,告诉家人和朋友,我就是靠这张画、靠这株梅花考上大学的。

这张纸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年的复习大纲

当时,那张录取通知书差不多都要被捏出汗来。太意外了,感觉倒是心想事成,却忘记了此前的艰苦努力。因为这张纸,我从扬中电子仪器厂的青工变成了当红的大学生,走进了“黄瓜园”。进校之后,经打听,那位监考的男老师叫戈玮,是国画专业的;女老师叫张嘉言,是染织专业的。入学后,见到两位老师都当面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没想到,张嘉言老师此后就是我的任课老师之一。她是谢海燕副校长的夫人,却一点没有夫人的做派。她带我们这些学生外出写生,还经常剥一块糖给我们——“陈履生同学,请吃糖。”这是多么亲热啊,至今那个甜还在心头。但是,他们都离开了我们。我会以不灭的感恩心情永远怀念他们以及其他老师。

虽然我从1974年左右就在县文化馆里混,高中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无事可做。文化馆像我的家一样,有事没事都泡在那里。从那里开始学画,参与“批林批孔”的展览,并巡回到下面的各公社,还做过讲解员。可是,我的艺术生涯实际上是从1978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进入黄瓜园开始起步。

转眼过去了40年,正好像母校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一样,一切都在巨大的变化之中表现出了岁月无痕,白发和皱纹难以消减对青春岁月的迷恋,但是,我依然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恢复高考的重大举措,为这个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历程。

当我们今天能够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一点奉献的时候,还是要感念母校的那些见证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的一代宗师,记住与我成长关系密切的老师:刘海粟、谢海燕、陈大羽、张文俊、刘汝醴、温肇桐、张文俊、苏天赐、林树中、张华清、刘菊清、保彬、金士钦、金庚荣、奚传绩、周积寅等,还有那些行政教务的老师,以及已经忘记姓名的工友,还有那位饭堂打饭时总是手抖的师傅,因为他的手一抖,我们的饭盆里就会少一点——往事皆在记忆之中。往事万象,点点滴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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