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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八十年代》:从莫言到苏童 “三联”前主编朱伟的文学履历

2018-06-29 10:11 北京晚报 TF0328

“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履历,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

作者:张玉瑶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中信出版社

那时他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北京城也没现在这么大,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能逛书店,去住得不远的张承志、李陀、郑万隆、史铁生、阿城们家里——不用提前打招呼,直接敲门而入就行,从早到晚地混在一起。

通过文学杂志而与文坛近距离接触,朱伟算是八十年代文学黄金时代名正言顺的“过来人”。他常说,此生幸运,是还在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过来人”的经验就建立在这两个“幸运”上。一晃二三十年过去,当年的青年编辑成了“退休编辑”,黄金时代却未褪色。为回顾也为纪念,他写了一本《重读八十年代》,如其书名,是对他曾经接触的一批八十年代头角峥嵘、声名鹊起的作家创作轨迹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书封设计得别致,从莫言、苏童、陈村、刘心武、韩少功、余华、史铁生们的名字中各取一部分,拼成“捌拾”二字,金光闪闪,如那个时代的色泽。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对那个逝去时代总有一种情结,那是他们自己的青春期,也是社会的青春期。在朱伟的记忆中,那时的空气自由而活泛,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他去阿城家里,阿城不在,桌子上却有留言:“面条在盆里。”又或者,看到格非因为妻子在日本可能回不来而愁眉苦脸,立马给格非妻子写了封信,劝她快回来。“那时他们还不是大作家,我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而不只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余华说,不是朱伟找我约稿,而是我有合适的稿子给朱伟。”

“我一直觉得,那个年代直到现在对中国的意义仍然毋庸置疑,延续了三十年。那是开放的时代、好学的时代、启蒙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思想特别解放、眼界特别开阔的人。”在这阔达酣畅的氛围里,年轻的文学同人们亲密无间,喝酒,看球,整夜整夜地聊文学,共享着久违的精神乌托邦。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既自命不凡也如饥似渴,他们会把对方作为读书的索引,通读西方文学作品。朱伟还跟格非等人约定,坐在一起,相互不谈对方作品优点,只谈问题。直到今日,他对这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老朋友也不“客气”,譬如会直截了当告诉格非说,他的《江南三部曲》第一二部都写得好,第三部就“掉”下来了。在他看来,这正常,“好的作家都会不断往前走,超越自己,容不下批评的就会被淘汰。”

1993年调到三联之前,朱伟当了十年文学编辑,担着发现新作者的职责。他有野心:要当一流的编辑,只瞄准一流的作者。那一代文学编辑慧眼识人,从成堆的来稿中拔擢出好的作家,嗅到他们身上暗涌的潜质,也像守护油田一样守着他们的下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他真是慢慢通过对自身挖掘以后,才形成越来越大的气场。格非的《褐色鸟群》很棒,一出来就很有影响,一个有眼光的编辑,就能够看到这个人可以成为大作家。”苏童直接比喻说,朱伟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抢稿”也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故事之一。莫言写《红高粱家族》时,朱伟过几天就去魏公村问问他写得怎样,没想到刚一写完,被《十月》的编辑拿走了。朱伟急了,让莫言赶紧给对方打电话,把稿子还回来,这才发在《人民文学》上。

虽然记录了诸多轶事,但《重读八十年代》并非一部八十年代回忆录,而更像是一部个人性质的八十年代文学史。从王蒙到苏童,十个作家,朱伟给每个人写了一部糅合了个人记忆的作家论,重读他们几乎全部作品,回顾其文学史意义。亲自参与过那样“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的提不起裤子”(黄子平语)的时代,就有了知人论世的优势:“我了解他们个人,我对他们个人了解,知道他作品的创作状态,知道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大概要表达什么。”如今一个个声名赫赫、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在当年也有可循的成长轨迹:莫言是在压力之下写出反叛式的《透明的红萝卜》,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余华接连三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三级跳,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代作家。“隔了二三十年,这些作品还能读,说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都是经典作品,时间没有消耗这些它们。”

八十年代群星闪耀,通读文本,回归文学史现场,写这样一部“夹叙夹议”的书并不容易。格非说朱伟是典型的“老派人物”,写东西也是,有天突然告诉他说要开始写他了,要求格非把所有作品给自己寄去,而且这几个月不能外出,随时等候朱伟的电话来答疑释惑。格非一开始不耐烦,但朱伟每写完一篇都发给他看,格非不禁看得感动:朱伟真真是模范读者,懂作家,懂作品。

那一代崭露头角的作家如今许多还在笔耕不辍,隔几年就推出新的作品,但往往评价不一,被拿来和他们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相比较。朱伟觉得,可以理解,但作家有过渡期,如贾平凹,写了《废都》、《带灯》、《古炉》后,突然间变了风格,很多人都不喜欢,但写了三四部“过渡性作品”之后,又恢复了水准,新出的《山本》就不错。放眼整个文学而论,是否还有或还能回到一种高度,重要的是文学刊物还能否推出一批超越前人的新作家。《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杂志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当年屡立奇功,但有些后继乏人,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依然是主角。朱伟认为,在缺乏筛选的网络时代,仍要随着变化提出新的标准,推出新的作家,“网络时代也有好作家,但缺少好编辑。文学的作用不会改变,文学对人的意义永远没办法替代”。

(原标题:八十年代一个文学编辑的亲历与重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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