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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舞剧《天路》成票房爆款 王舸:讲中国人的故事

2018-06-28 13:52 北京晚报 TF0328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十二周年,6月30日,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原创舞剧《天路》将在戏剧场上演。有些意外的是,这样一部非常“主旋律”的舞蹈作品在票房表现上却很抢眼。截至目前,原定四场演出近乎一票难求,7月1日下午加演的一场也基本售罄。

作者:高倩


《天路》剧照

毫无疑问,《天路》强大的制作班底给了它足够的“底气”——著名作曲家印青为《天路》担任音乐总监,并把自己作曲的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同名歌曲授权给舞剧独家使用。黎星、王圳冰、冯敬雅、拉巴扎西、曾明等几位领衔主演都是国内舞蹈界的青年佼佼者……而要说其中“操心”最多的,莫过于总编导王舸。

目前,《天路》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合成阶段。王舸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住”在了剧院里。一个午休的间隙中,记者终于见到了王舸,在化妆间里,他向记者讲述了《天路》的创作始末。

如今,《天路》未演先火。许多人看来,手握众多精品之作的王舸一定有着自己成功的秘诀,但事实上,每当开始一部新作品的创作,王舸感受的压力也在随着增长。“越是轻车熟路就越是在重复自己。”王舸说,“每次想突破自己以往的东西,都比刚开始做舞剧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更难。”

想用《天路》表现一种精神

记者:从《天路》第一次召开记者发布会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这部作品很快就要登台,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

王舸:我们从今年二月底就开始排练了,现在进行的是最后的合成。《天路》的剧本创作用了一年半左右,推翻了一两次的角度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去表现“天路”这么一个大的工程?它跨过了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00年代三个阶段,故事宏大,人物众多,还有很多舞剧没法描述的东西。

舞蹈失去了语言,大大削弱了它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天路》要寻找适合表现的角度和框架。尝试了几次,我们慢慢找到了方向,决定让《天路》讲述工程的第二阶段。这个时候人们还需要手拉肩扛,有很多形象和体态,更适合用舞蹈来表现,而且当时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一个很艰苦的状态里。我们在采风时了解到,在一次塌方里牺牲了几十名战士,他们年轻的生命就丢在那儿了。这个事件真的特别触动我。能有什么比献出生命更重要呢?而且这些战士都特别年轻,我们还专门去他们的墓地献过花。这就是《天路》的整个故事背景,我想用这部作品来表现过去这些人物,他们的许多精神现在已经被淡忘了。

故事线索上,我们选择从藏民的视角出发,讲述一对藏族姐弟和战士们从误会到融合的过程,最终,战士们牺牲,姐弟俩几十年都守着那块岩石。情节肯定有虚构的地方,但当时艰苦的条件、战士们献出生命这些主体部分都是真实的。我一直在说,“天路”是非常宏大的题材,它讲到了军民鱼水情,讲到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你甚至可以把所有大的主题都放在里面,但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一个相对轻松的角度,比如接触过程中的误会和尴尬,用这些很愉快的桥段把两个民族拉到一块儿,而不是一味地去强调它的悲壮。艰苦一定是有的,别说修路了,好多人走到那儿都得输氧,这些我们都了解,所以我不想过多地去强调它,而且这些轻松的情节和悲壮的生离死别形成了落差,让你笑了,也让你哭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天路》的主体故事是在采风时收集到的。您到当地去过几次?真正见到这条“天路”时,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王舸:以前做其他小作品的时候去过一次,这回为了《天路》连续去了两次,第一次是跟着中国舞蹈家协会去当地做“深扎”活动,在拉萨待了小半个月,然后我飞到格尔木,又跟着大剧院坐火车走了一遍青藏线,回到拉萨又待了半个多月。这条铁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印象很深,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火车上放着氧气,我还是觉得“怎么这么晕”,走路也有点飘,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拉萨待了半个月了。餐车的乘务员告诉我,这里是唐古拉山口,海拔五千多米。我真是不敢想象,就在这种地方,铁路真的修起来了,中国人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想到票房这么好

记者:从我们的认知和您的讲述来看,大家都承认,“天路”是非常“主旋律”的题材。其实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想要把“主旋律”做得好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呈现的角度上让故事更加轻松愉悦,您还下了哪些工夫,让这部作品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王舸:说到“筑路”,我们都会想到,这就是一个体力活儿,作为舞蹈这门艺术来说,怎么编也不会好看。我们更多的是把“筑路”变成了一种背景感,《天路》中有“筑路”的内容,也把“筑路”抽离出来成为一种精神,把它作为一种情绪表达,这样就更容易起舞。

我们还设定了许多和藏族人民融合的桥段,会有很多有藏族特色的舞段,少数民族的舞蹈非常奔放,充满了野性,比如下半场《拥军》里特别帅气的“帽子舞”,我们在这个部分化用了当年非常有名的讲述“军民鱼水情”的《洗衣歌》,它非常有时代感。这些舞段让有了色彩部分。我们还用了大量的手持小道具,像是鞭子、帽子、口琴、枕木,让作品完全还原生活的逻辑概念。

记者:《天路》的票房非常好。其实和市面上其他流行的舞蹈作品相比,《天路》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讨喜,它的题材很特殊,能有现在的成绩,您之前预想过吗?

王舸:实话实说,我的确没想到。如果我不是这部作品的导演,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一听到相对轻松的角度这个名字,可能不会很想来看,觉得有点“主旋律”。但“主旋律”是没有问题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作品来歌颂美好和光明,只是有些表达的方式不同。

作品应该有辨识度

记者:包括《天路》在内,您的作品,如最近几年的《红高粱》、《诺玛阿美》、《大禹》,都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您对某种题材或者舞蹈的类型有特别的偏好吗?

王舸: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就要讲中国人的故事。民族精神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非常可贵的。在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年代,中国人应该去找回自己的血性和独有的精神气质,这是我的偏好。舞剧是可以讲大题材的,《红高粱》发生在抗战时期,《诺玛阿美》和《大禹》讲述民族迁徙和民族精神,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在讲中国人自己。

我是学民族民间舞长大的,也就是跳着中国舞长大的,所以在作品的表达上,我用的基本是中国舞的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方式,同时也融入了一些西方编舞的概念。准确地来说,我喜好人物性很重的作品,我喜欢刻画人物,喜欢在一个戏里有很多人物。就像这次的《天路》,我不希望它像很多舞剧一样只有三四个主要人物,《天路》有九个人物,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任务。它是一个群像,是那一代人,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人物就构不成戏,但有了人物,难度也加大了。通过肢体语言去设计一个人物性格很有挑战,不光是舞蹈动作,还有人物在“生活”中的细节和他在整部作品中的走向。人物是非常好玩的。如果一个人物是成功的,你会觉得特别过瘾。这在话剧或者其他作品中可能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但在舞剧的环境里真的特别难。

记者:您对“人物”的理解让我联想到了您之前曾经的一部作品,2001年的《情天恨海圆明园》。那时您还是以演员的身份扮演了一个“太监总管”,他的人物形象非常突出,给许多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之后没有太久,您就从演员转向了编创,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王舸:我上大学很晚,工作了五六年才考进北京舞蹈学院,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后来我又在原来的北京歌舞团跳了几年,到了三十岁。其实我并不是一下子转型,大学的时候我就在零碎地编一些东西,虽然大学我学的是民间舞教育,不是编创,但我一直对编创很感兴趣,到了“北歌”之后也会做点作品。当时跳《情天恨海圆明园》,我的半月板受伤了。我想了想,年龄也在那儿了,以后也不太可能有更大的发展了,慢慢地就开始把精力转到编创上去。一是因为兴趣,二是它会比跳舞更能延长我的舞蹈生命。

记者:从2008年的《骑楼晚风》到现在的《天路》,您已经有了七部舞剧和一部音乐剧。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导演,对您来说,一个好的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王舸: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要有三个“指标”。一个是要“打动人”,我们并不是要让观众哭,而是让他们走进剧场后能够被触动。至于触及什么,其实倒无所谓;第二,好的作品是要和我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区分的。作品像人一样,要有辨识度。辨识度不一定要是风格,它应该是一种方向,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其中做到极致;观众喜欢也是一个指标。艺术作品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就是观众。你的作品出来了,不给观众看,给谁看呢?“我的作品不是给现在的人看的,是给以后的人看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太虚了,作品就是我和观众之间的桥梁。

(原标题:用足够的底气做好主旋律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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