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倩

《天路》剧照

毫无疑问，《天路》强大的制作班底给了它足够的“底气”——著名作曲家印青为《天路》担任音乐总监，并把自己作曲的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同名歌曲授权给舞剧独家使用。黎星、王圳冰、冯敬雅、拉巴扎西、曾明等几位领衔主演都是国内舞蹈界的青年佼佼者……而要说其中“操心”最多的，莫过于总编导王舸。

目前，《天路》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合成阶段。王舸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住”在了剧院里。一个午休的间隙中，记者终于见到了王舸，在化妆间里，他向记者讲述了《天路》的创作始末。

如今，《天路》未演先火。许多人看来，手握众多精品之作的王舸一定有着自己成功的秘诀，但事实上，每当开始一部新作品的创作，王舸感受的压力也在随着增长。“越是轻车熟路就越是在重复自己。”王舸说，“每次想突破自己以往的东西，都比刚开始做舞剧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更难。”

想用《天路》表现一种精神

记者：从《天路》第一次召开记者发布会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这部作品很快就要登台，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

王舸：我们从今年二月底就开始排练了，现在进行的是最后的合成。《天路》的剧本创作用了一年半左右，推翻了一两次的角度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去表现“天路”这么一个大的工程？它跨过了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00年代三个阶段，故事宏大，人物众多，还有很多舞剧没法描述的东西。

舞蹈失去了语言，大大削弱了它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天路》要寻找适合表现的角度和框架。尝试了几次，我们慢慢找到了方向，决定让《天路》讲述工程的第二阶段。这个时候人们还需要手拉肩扛，有很多形象和体态，更适合用舞蹈来表现，而且当时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一个很艰苦的状态里。我们在采风时了解到，在一次塌方里牺牲了几十名战士，他们年轻的生命就丢在那儿了。这个事件真的特别触动我。能有什么比献出生命更重要呢？而且这些战士都特别年轻，我们还专门去他们的墓地献过花。这就是《天路》的整个故事背景，我想用这部作品来表现过去这些人物，他们的许多精神现在已经被淡忘了。

故事线索上，我们选择从藏民的视角出发，讲述一对藏族姐弟和战士们从误会到融合的过程，最终，战士们牺牲，姐弟俩几十年都守着那块岩石。情节肯定有虚构的地方，但当时艰苦的条件、战士们献出生命这些主体部分都是真实的。我一直在说，“天路”是非常宏大的题材，它讲到了军民鱼水情，讲到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你甚至可以把所有大的主题都放在里面，但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一个相对轻松的角度，比如接触过程中的误会和尴尬，用这些很愉快的桥段把两个民族拉到一块儿，而不是一味地去强调它的悲壮。艰苦一定是有的，别说修路了，好多人走到那儿都得输氧，这些我们都了解，所以我不想过多地去强调它，而且这些轻松的情节和悲壮的生离死别形成了落差，让你笑了，也让你哭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天路》的主体故事是在采风时收集到的。您到当地去过几次？真正见到这条“天路”时，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王舸：以前做其他小作品的时候去过一次，这回为了《天路》连续去了两次，第一次是跟着中国舞蹈家协会去当地做“深扎”活动，在拉萨待了小半个月，然后我飞到格尔木，又跟着大剧院坐火车走了一遍青藏线，回到拉萨又待了半个多月。这条铁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印象很深，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火车上放着氧气，我还是觉得“怎么这么晕”，走路也有点飘，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拉萨待了半个月了。餐车的乘务员告诉我，这里是唐古拉山口，海拔五千多米。我真是不敢想象，就在这种地方，铁路真的修起来了，中国人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想到票房这么好

记者：从我们的认知和您的讲述来看，大家都承认，“天路”是非常“主旋律”的题材。其实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想要把“主旋律”做得好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呈现的角度上让故事更加轻松愉悦，您还下了哪些工夫，让这部作品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王舸：说到“筑路”，我们都会想到，这就是一个体力活儿，作为舞蹈这门艺术来说，怎么编也不会好看。我们更多的是把“筑路”变成了一种背景感，《天路》中有“筑路”的内容，也把“筑路”抽离出来成为一种精神，把它作为一种情绪表达，这样就更容易起舞。

我们还设定了许多和藏族人民融合的桥段，会有很多有藏族特色的舞段，少数民族的舞蹈非常奔放，充满了野性，比如下半场《拥军》里特别帅气的“帽子舞”，我们在这个部分化用了当年非常有名的讲述“军民鱼水情”的《洗衣歌》，它非常有时代感。这些舞段让有了色彩部分。我们还用了大量的手持小道具，像是鞭子、帽子、口琴、枕木，让作品完全还原生活的逻辑概念。

记者：《天路》的票房非常好。其实和市面上其他流行的舞蹈作品相比，《天路》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讨喜，它的题材很特殊，能有现在的成绩，您之前预想过吗？

王舸：实话实说，我的确没想到。如果我不是这部作品的导演，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一听到相对轻松的角度这个名字，可能不会很想来看，觉得有点“主旋律”。但“主旋律”是没有问题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作品来歌颂美好和光明，只是有些表达的方式不同。

作品应该有辨识度

记者：包括《天路》在内，您的作品，如最近几年的《红高粱》、《诺玛阿美》、《大禹》，都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您对某种题材或者舞蹈的类型有特别的偏好吗？

王舸：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就要讲中国人的故事。民族精神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非常可贵的。在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年代，中国人应该去找回自己的血性和独有的精神气质，这是我的偏好。舞剧是可以讲大题材的，《红高粱》发生在抗战时期，《诺玛阿美》和《大禹》讲述民族迁徙和民族精神，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在讲中国人自己。

我是学民族民间舞长大的，也就是跳着中国舞长大的，所以在作品的表达上，我用的基本是中国舞的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方式，同时也融入了一些西方编舞的概念。准确地来说，我喜好人物性很重的作品，我喜欢刻画人物，喜欢在一个戏里有很多人物。就像这次的《天路》，我不希望它像很多舞剧一样只有三四个主要人物，《天路》有九个人物，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任务。它是一个群像，是那一代人，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人物就构不成戏，但有了人物，难度也加大了。通过肢体语言去设计一个人物性格很有挑战，不光是舞蹈动作，还有人物在“生活”中的细节和他在整部作品中的走向。人物是非常好玩的。如果一个人物是成功的，你会觉得特别过瘾。这在话剧或者其他作品中可能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但在舞剧的环境里真的特别难。

记者：您对“人物”的理解让我联想到了您之前曾经的一部作品，2001年的《情天恨海圆明园》。那时您还是以演员的身份扮演了一个“太监总管”，他的人物形象非常突出，给许多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之后没有太久，您就从演员转向了编创，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王舸：我上大学很晚，工作了五六年才考进北京舞蹈学院，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后来我又在原来的北京歌舞团跳了几年，到了三十岁。其实我并不是一下子转型，大学的时候我就在零碎地编一些东西，虽然大学我学的是民间舞教育，不是编创，但我一直对编创很感兴趣，到了“北歌”之后也会做点作品。当时跳《情天恨海圆明园》，我的半月板受伤了。我想了想，年龄也在那儿了，以后也不太可能有更大的发展了，慢慢地就开始把精力转到编创上去。一是因为兴趣，二是它会比跳舞更能延长我的舞蹈生命。

记者：从2008年的《骑楼晚风》到现在的《天路》，您已经有了七部舞剧和一部音乐剧。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导演，对您来说，一个好的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王舸：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要有三个“指标”。一个是要“打动人”，我们并不是要让观众哭，而是让他们走进剧场后能够被触动。至于触及什么，其实倒无所谓；第二，好的作品是要和我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区分的。作品像人一样，要有辨识度。辨识度不一定要是风格，它应该是一种方向，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其中做到极致；观众喜欢也是一个指标。艺术作品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就是观众。你的作品出来了，不给观众看，给谁看呢？“我的作品不是给现在的人看的，是给以后的人看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太虚了，作品就是我和观众之间的桥梁。

（原标题：用足够的底气做好主旋律 ）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