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监工眼中的别样世界：文笔竟然如此清新
按照台湾人的称呼习惯，林立青的微信名叫做“阿青”，头像是他自己的正面照，一双大眼睛透过黑框眼镜的镜片直直望着你，眼神认真而无辜，像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但厚实壮硕的肩臂和微黑的皮肤暴露了他——在台湾，他已经当了十年建筑工地监工，也就是说，经受了十年户外的风吹日晒。
去年，三十出头的林立青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做工的人》，写的正是那些把他唤作“小林”的工地师傅们。
写他们随身带药品来暂缓伤痛，写他们用保力达B（一种台湾药酒）来勾兑简陋的酒精饮料，写他们为一张天价罚单下跪哀求，写他们去照顾同为底层人的陪酒女子的生意、写他们彼此之间的疼惜……描述的现场灰头土脸，故事粗犷质朴，语言从头至尾直白坚硬，然而有点意外地，出版后在台湾颇为轰动，连续再版了40次，获得诸多自称“后段学生”的林立青从没想过的奖项。最近，这本书的简体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尽管专注于“外劳（外来劳工）写作”的作家顾玉玲站在整个台湾文学的角度称赞“他（林立青）的书写位置扩宽了台湾文学的向度，他的观察视角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但显然，这一组工地速写不是我们所熟悉那种气息匀停、处心积虑的非虚构写作或纪实文学。林立青本人没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而现实是过分真实粗砺，他总是忍不住撕开自己的文字现身，激辩也好，牢骚也好，讽刺也好，从不掩饰地令其喷薄而出。于是我们看得到他的悲悯、哀叹与愤怒，也透过他的这些情绪，第一次深深了解到“做工的人”在卑微和善良、苦痛和一点点安慰中交裹的命运。与在成为一个写作者之前，他首先是工地高墙以内的人，立场和观点皆自其位置而来，他看到，且珍重。
一堵工地高墙内外，是两个世界。外面车水马龙、整洁光鲜，里面覆满灰尘与噪音、污泥与汗水。待工程结束后，高墙拆除，里外一新，世界重新合为一体，投资者的姓名镌刻其上，人们津津乐道地产的价格，而在此之前，工人早已悄然退却，仿佛那另一个世界从未存在过。林立青记录的正是它在消失之前留存的面貌，一个工程的时间短暂，但每一个做工的人的境遇却长久。墙外的人对墙里的人常有误解，或忽视其辛劳，或鄙视其地位，而他用辗转十年的切身经验，用难得的理解和平视的目光，用“不美”的文字，莽撞而真率地为墙里的人发声，让一种被“中产”和“小资”遮蔽、然而又无比真实的世界“破墙而出”（顾玉玲语）。
在扉页上，林立青写下“若有雷同，请哀矜而勿喜”。化自《论语》的十个字有重量，令人阅之默然——书写未必能改变现实一二，但书写本身必定有意义，当如警钟般来到世人心上。
监工的“反击”
给林立青打电话，电话那端的他总是在这边话语落下的一两秒内就予以应声，思考的过程似乎被省略，但给出的答案又是无比准确。
林立青笑，这是多年在工地练就的，讲话直来直往，快速易行，像刮水泥一样刮去多余的细腻和委婉，已经“太工程师了，太工地了，太第一线了”。
“工程师”是林立青在工地的职衔，实际工作内容就是监工，监督工人让工程顺利进行。既要协调解决施工的各种困难，也要代替雇主催盯进度，看似因掌握一定管理权而高于工人，但多数时候，都要和师傅们同吃同住，因同样栉风沐雨而患上同样的职业病，因同样多油多盐的工地饭菜而长出同样的肚腩。另一方面，身为监工“小林”，却缺乏具体专业实践，在师傅们面前难免显得菜鸟，偶尔会被他们小小戏弄一番。位置的微妙便在这里了：在工地墙内，又能获得一个拉开观察的距离。
近身十年，去年才开始起了提笔写工人故事的念头，缘起竟是“吵架”。某天林立青在网上闲逛，看到有网民说，工地上聚集着一群社会不良人士。做工的人被一部分公众如此误解，他感到异常愤怒，决定反击。
反击的办法是在“脸书”上写日志。第一篇写的就是“工地八嘎囧”，“八嘎囧”是民间信仰里“八家将”的闽南语发音，这里说的是那些经常参加宫庙活动、骑漂亮机车、听“玖壹壹乐团”的年轻人，也就是那个被误解为“坏孩子”的群体。林立青向着这些青年说话，他觉得，他们虽看似不爱读书、胸无大志却积极拥抱社区，对家乡和宫庙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认同感，是真正支持在地文化的主力，代表了可贵的青年亚文化。
林立青本来计划完整写写宫庙文化对工地青年和中老年的影响，但写作本非其所专，“写写想睡觉”，索性就先把写成了年轻八嘎囧部分发到网上。不料文章一炮走红，收获了几千个赞。有争议，有否定，但他不多加辩驳，而是继续把他所目见和体验的“工地真实”一篇篇写下去。
外界对工地的误解于隔阂由来已久，有时简直会以令人哑然的形式出现在林立青眼前，如《商业周刊》报道，“泥水工周薪10万，比教授还多3倍”。林立青跟工人师傅谈起，大家嘲笑一番后，反而认真地算起了这里面覆盖的成本。“大部分人对应该先贴墙壁瓷砖还是地板瓷砖都搞不懂，但他们就觉得工地钱很好赚，不好好读书就能去做工。我就有一点难受，如果你们不懂，我就写到你们懂好了。”
做工子弟
以“懂”和“不懂”，林立青划分了某种界限。在工种上，他是工人们的监工，能领到固定薪水，但在站位上，他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归入同类阶层子弟。
“如我这种阶级者，没有支持社会结构的理由。”又或者，“我们对社会根本毫无期待，只求不要再来找我们麻烦而已。”
是什么阶级呢？林立青的父母早期在印刷厂工作，后来在市场上摆小摊卖饰品，艰难维生，他可以说是在夜市长大的小孩。台湾的警察同时承担着城市管理的作用，常常对摊位进行稽查，摊贩们常常一边喊着“警察来了快跑”一边仓皇逃离，这是幼年林立青经常见到的画面，这也让他在成年后对所谓“公家”多有诟病和讥诮。台湾社会保障制度不甚完善，父母在工厂的社会保险残破零碎，明年母亲申请退休，算一算可以领到30万新台币退休金（折合人民币6万多），林立青反问，“你觉得这些钱可以退休吗？”
学生时代的林立青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以“五专加二技”（五年制专科学校加两年制技术学院）的方式取得了大学学位。上的台湾东南私立科技大学已经是比较后段的学校了，更惨的是念的土木工程系，还是其他热门专业挑完学生后剩下的。台湾建筑行业不景气很久了，但林立青是“没得选的人”。日后毕业，他走向工地成为监工，其中很有些偶然成分，然而细想想，也是“没得选”下的命运。
像很多“后段学校”的孩子一样，林立青也要靠打工挣零用钱。五专下午四五点就下课，奔去大型卖场“爱买”做面包、收拾烂掉的蔬果、洗鱼，一直工作到十点，回家闷头睡觉，第二天再赶去上学——“做工”于他，是早已熟习的一种生活。
虽是后段学校，但响应当局的教育政策，学校盖了漂亮的图书馆，买了很多书。在图书馆不花钱吹冷气，便成了林立青这种穷孩子难得的福利，他只要有空就去看书。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金庸小说和漫画，可惜常常被借阅得缺册少页、破破烂烂。林立青读得最多的，反而成了那些少人问津的19世纪大部头：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种反差式的阅读经验，多少有些令人讶异。台湾记者房慧真在采访林立青时说到这个问题，本意是想挖掘一个新作家的文学养成，得到的却是对典型文艺青年的背反。影响他最深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文学层面以外，更多是价值观层面上的：“书里写的对弱势者的关怀和怜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尽量看到这些事情，尽量对外面说。”
还有《悲惨世界》。林立青脱口念出雨果的那句话：“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他自嘲道，读老派作家的书，自己的想法也都老派起来，但，“我还是愿意通过我的书写让社会有一点思考和反省”。
后段学校的学生，难以找到什么待遇稳定的好工作。2007年，22岁的林立青“没得选”地走入工地，正式成为工人师傅口中的监工“小林”。
工地人间
“小林”和工人师傅们的关系微妙而有张力。面对工地高墙以外的人，他站定在工人师傅一边，和他们一起嘲笑媒体无知的报道，帮他们反抗不公的威权，但在工地上，又老是和他们吵架。“如果我不监督，他们就会做得很放松，得有些正面的压力才能完成工作。就像你们记者写稿子，没人催就不交稿了。我就是那个催稿的。”
工地荒凉而粗犷，年轻监工生存的第一点先决条件是“嘴甜”。总之是管工地的每个人都叫“主任”、做工的每个都叫“师傅”、福利社的每个都叫“老板”，少有的女性则通通年轻化，四十岁以下的单身女性都叫“妹妹”，六十岁以下和丈夫一起来的都叫“大嫂”、单独一人来的都叫“大姊”。第二点，是要有出色的观察能力。从小生长在人来人往的闹市，让林立青练出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敏于对别人情绪脸色的捕捉，是否不开心，是否不友善，都能快速辨认出来。如此在工地久了，慢慢便能找到一些善良的、愿意聆听和结交的工人朋友，相互信任，他们向林立青借钱（虽然十有八九还不上）、借机车（虽然骑出去后被警察开罚单），而林立青也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管理和施工的知识，甚至专属于劳工阶级的一点小聪明——他会像工人蓄意拉着坐办公室的工程师在恶劣天气里看工地一样，拉着业主在工地先走一大圈，“累死他一顿”后再来谈施工，比较容易占上风。
工作和人性的矛盾，让监工的烦恼时不时诚实地在文本中浮现：八嘎囧有时出外找不到人，难免耽误工程；保力达B能让师傅们驱寒止痛，但工地饮酒会有安全隐患……然而和他们遭遇的现实相比，都不能不化作理解之同情。工地环境太过恶劣，烈日下晒过的钢筋让人手指触之燎泡，暴雨过后的底盘积水又让人抽水不迭，工人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病痛缠身，香港脚、“烧裆”（胯下和大腿内侧长出整片的癣）、湿疣、变形的手指、干黑的皮肤、模糊的视力，都成了他们身上的印记，就连林立青自己也没有躲过，“在吃高血压药，切了七颗湿疣，得了香港脚、烧裆，说起来有点尴尬”。而工人的工资都按日结，请假就医将意味着失去这天的薪水，于是多数师傅们宁愿选择寄托于口袋里的止痛药品和廉价的工地调酒来缓解，勉强熬过，直至有一天丧失工作能力。
不难看到，林立青的书写中始终有两套逻辑，如绞索般拧在一起角力。一套属于工人，一套属于公权。工人的工资本来就低得可怜，还常常遭受官员和资本家的联手盘剥，在“共体时艰”的漂亮话之下，被侵损蚕食着应有的权益。尤其是从东南亚引进的外劳，随时身处被警察抓走的危险中，工人们看不惯这种情景，你一言我一语地呛声警察，作为监工的林立青也常常扮着火上浇油的角色。做工的人只能用言语上的胜利，对公权力和社会结构进行微弱的反抗。
劳作之外，工人们也有可选数量不多的娱乐，如按摩、三温暖（桑拿）、钓虾、“亏槟榔”（搭讪穿着清凉的槟榔西施）等。林立青自己还喜欢修脚皮，让做指甲的越南小妹锉去双足因走路过多而积累的厚茧老皮。于是一处工地，以营造的建筑和工人为圆心，还辐射到其他各类底层场所和人群，和他们一样在艰难打拼，真正成了“工地人间”。工地边上常设“伴唱小吃部”，其实就是工地版本的声色场所，里面的环境破陋，“小姐”也多是已经上了年龄的大姐，但依然能给工人以安慰以至流连忘返，林立青就曾有好几次拿钱去里面赎人。他写到一个秃子工人和跛子工人，两人工资菲薄，结伴去找有残障的小姐。其他工人呛他们欺负残障人士，但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彼此间的相互关照。
林立青并不避讳地写到这样一些买春的工人、酗酒的工人、吸毒的工人，他们在主流视野中是禁忌和负面的形象，但他还是坚持诚实地写了出来，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只是想把每个人的故事尽可能诚实地呈现给人看，如果不写，我们连讨论的可能性都没有。你可以看到我的美好、善良、罪恶、卑劣，你也能看到整个制度和文明是怎样把人塑造成这样、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你同意或批评都没有关系，但我们宁可拿真实的案例来思考来激辩，也不要维持彼此之间的不理解。”
师傅们做完工去便利店买东西，一定要把自己的鞋和衣服清理干净才进去，原因是不想弄脏地板，让年轻的店员困扰，“毕竟做工的疼惜做工的”。这点质朴的善意让冷峻的工地故事多出一份人性的暖色。工人们多数时候是粗犷的，但也常有这种温情的一面，让林立青触动。“大部分师傅的孩子很可能也还是要去打工的，在懂得另外一些人的辛苦之后，就觉得自己要退让一点，多体谅别人一点。”他决定就在这束温情里，结束《做工的人》全书的讲述。
写作的人
有段时间，林立青想过换工作，因为觉得这辈子做监工也挣不了大钱。重操旧业装了几天电脑，却发现过惯了每天往外跑的生活后，已经没有办法安安稳稳坐在办公室里干活了。“我已经变得太粗犷，每天都晒着太阳发发论，和师傅们粗野但是自然随性地相处，就再没法去那些需要客气婉转讲话的地方了。”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又回工地，“做监工至少还可以过得去”。
直到意外提笔写了书。一开始，出版社主编建议他可以写书时，他一度沉浸在“60岁可以拿出书来炫耀”的虚荣里，但写着写着，心情变得很烂。“写这些议题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故事本身的重量和厚度，对我而言已经太重了。我的能力、知识和人生经验，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去处理这样厚重的议题。但我已经尽力了。”
作为写作者，林立青自己总是忍不住要从那些做工的人背后跳出来说话，激愤的言辞如匕首投枪常现纸端，在一种观照标准中，或许正意味着成熟度的欠缺。林立青倒是坦率地承认说，“我没上过文学院，没得过文学奖，我的文字并不美，修辞譬喻都没有美感，”但在“主观表达”这一点上，他有自己相信的理由——诚实的力量强过美感的力量。“我对自己诚实，对故事诚实，对文字诚实。有些文字似乎是让自己显得客观，但其实失去了更多可以说话、表达真实感受的机会。不必要有假的客观。”
只是没想到，出来后在台湾有这样轰动的效应。写工地劳工的故事为什么能卖这么好，他自己也经常想，想出了一个原因：“可能是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后，慢慢没有人再写写实主义，大家都向钱看，变得小资，对底层劳动者的书写比较少，他们怎么辛苦，没有人了解。而我写了，所以卡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听起来仿佛有些文学史意义上的性质，但其实质还是，墙里和墙外的莫大隔阂。
墙里的工人师傅会怎么看林立青的写作呢？据说他带着摄影师去工地拍摄时，师傅们还以为他要考研究院，纷纷摆妥姿势入镜，好心帮他完成作业。后来书出来，师傅们先是说真好真棒，劝他趁此机会换工作，因为做工实在辛苦。过一年后，又对他说，你还是回来做工好了，你看起来还是做工比较开心。林立青在书里隐去了工人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不料他们却纷纷找来说，为什么不用真实姓名，又或者干脆是，为什么写的不是我？每个人对被讲述都有强烈的意愿，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第一次被如此认真而郑重地对待。
倒是曾经借出的钱有点岌岌可危。林立青在工地时是月光族，但还算有固定收入，工人时不时跟他借钱，每次一千一千地借，虽然很少还上，不过倒也不算多。现在写书挣了一些钱，“大概更回不来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借钱还是借一千，并不因为林立青比较有钱了就提升标准，还是能过就好。林立青笑，“有时觉得他们可恶，有时又觉得可爱”。
写书挣的钱已经超过做工，这让林立青觉得有一点悲哀。而更可哀的是，他意识到“写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真正的社会变革或许要冀望很多年后。十年监工经历，他真真正正了解和体察到的是在微观层面，即每个人的生存背后都承受着痛苦和挣扎，并从中更加萃取和懂得人类的共情。在写作者这一层新身份中，他只是写，只能写——正如他的工人师傅们所热切并素朴期待的那样。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张玉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