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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博举办“通州历史文化展” 珍贵文物再现充满故事的古通州

2018-05-30 11:07 北京晚报 TF003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文人王维珍笔下的通州。在古代,因为处于通途之上,它是北京城的东大门;因为漕粮的缘故,它是北京城的生命线;因为运河的缘故,它又有了很多运河城市的特征。

黄釉马蹬壶

在首都博物馆日前开展的“畿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上,169件(组)文物就为大家展示了这样一个有城、有水、有漕运,充满故事的通州城。

工人取土挖出燕国青铜器

三犀铜鼎

展览的第一部分“邈远时代”展示了燕文化时期的北京地区风貌,重要展品主要包括三件中赵甫出土的青铜器。

据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高红清介绍, 1981年12月,时为通县的中赵甫公社砖瓦厂工人在中赵甫村西取土,当挖到四米深处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豆、敦、鼎、匕、匜、勺、戈、剑、镞、刻镂刀、削刀、车马器、带钩等文物,它们反映出燕文化时期在通州的发展情况。

这批青铜器出自战国时期的一座中型墓。“墓葬可能属于燕王领地内的一位中级官员。由于墓室遭受破坏,详情不明。该墓所出的漆器全部散失,仅收集到部分青铜器。从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该墓属于战国中晚期,对于研究燕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比如,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一件造型精美的三犀铜鼎,就是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文物。铜鼎高23.5厘米,口径21厘米,其高附耳、细长鼎足的外形,都是燕国铜鼎的特征;特别是在鼎盖的外围装饰着三只躺卧的犀牛,以及变形的蟠螭纹,这些写实风格的高浮雕装饰是典型的燕国铜器的装饰风格。

根据墓志确定路县故城范围

展览的第二部分“秦汉变局”展示了汉代到唐代的通州。2016年,文物部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路县故城,这一考古成果成功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城市副中心考古出土的部分汉代文物也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通州潞城镇出土的一件东汉印文砖。高红清介绍,这件印文砖是汉墓墓室铺地的石砖,正面印有圆圈纹、菱形纹。值得一提的是,在它上面还有九个清晰可辨的文字:“位公卿、乐未央、大吉昌”。高红清指出,这九个字反映了汉代的幸福观——“位及公卿,长乐未央,大吉大昌。”

许多当时的“生活用具”也颇有意趣。一件潞城镇出土的陶灶在锅灶的旁边不仅有勺子,还有“酱油瓶”,似乎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一件倒梯形陶仓,上端有一方孔,其目的是为了透气,防止粮食腐烂,仓壁贴附着表现出行、劳作等日常生活场面的泥塑。而在武夷花园区域附近出土的陶井,反映了汉代先进的供水设施和制陶技艺。

通州潞城镇出土的陶魁是当时一种盛羹用的斗,“这种器物在贵族中以铜器或漆器的形式出现,在民间则是木器。”而配合这件展品的展示,策展人员还特别复原了一幅山东出土的出现在汉画像石上的东汉“刑渠哺父图”,表现的正是这件器物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虽然墓葬中出土的这些‘生活用具’并不真正具有使用功能,而只是特制的冥器。但古人‘视死如生’,因此,通过这些器具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人的生活状态。”

此外,在展览的第二部分还展示了晋代至唐代的通州。这部分实际上是汉代的延续,通州作为中原政权边陲重镇幽州的辅县,与幽州城命运紧密相连。展品不多,主要是晋代和唐代墓葬文物。据史料记载,最晚在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通州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曾用名“路县”,“路”取“道路四通八达”之意,这是迄今所知通州域内行政建置的开始。“而到了东汉,它名字中的‘路’变更为‘潞’。虽然名字有变,但位置没有变化。”在城市副中心考古中发现的唐代“艾演墓志”,就标记出了路县故城遗址的范围。从墓志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唐故幽州潞县丞兰陵艾公墓”,“这说明墓主人艾演是唐幽州潞县丞。潞县丞,为从八品下官阶。”其中记载着“卜宅于潞县甄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意思是墓主人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处。据文物勘探人员考证,艾演墓往北一里,果然就是西汉路县故城城址的位置,与文字记载一致,这件墓志也成了汉代路县遗址的直接物证,“对于考古工作者确定路县故城的范围,它有着坐标性的意义。”

发现“通州”之名的最早实证

辽会同元年即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为辽五京之一;金贞元元年即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元至元九年即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北京城地位的渐进提升对通州的影响巨大。因为城市规模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通州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展览的第三部分“水陆之要会 畿辅之襟喉”,展示了辽代给通州带来的一些文化特色,如辽代佛教流行的产物燃灯塔、契丹捺钵文化延芳淀和马镫壶等。

此次展出的黄釉马镫壶看上去很像皮质器物,“它本来是契丹人用来挂在马上喝水的皮囊壶,随着中原烧瓷技术的传入,改为瓷器。即便如此,你在这件文物上,还是可以找到穿挂绳用的‘针眼’和更多出现在皮具上的纹饰,这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此外,这部分展览还展示了金代时期通州地名上的变化。高红清介绍,1151年即金天德三年,海陵王完颜亮于潞县城西约八里处,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这是历史上“通州”地名的出现。而这一关键性历史节点在展览中也有体现,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一座金代宣威将军石宗璧墓,此次展出了该墓的墓志拓片,其中明确记载:石宗璧于金大定十七年(即1177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通州地区此前称路县,该墓志中明确出现了‘通州’一词,是目前为止关于‘通州’最早的实物见证。”高红清介绍。

石宗璧墓中还出土了窑白釉刻花葵瓣碗和耀州窑青釉鋬耳洗,这两件文物也在这次展览中亮相。其中窑白釉刻花葵瓣碗是金代定窑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耀州窑青釉鋬耳洗则是典型的耀州窑珍品。定窑和耀州窑的珍品在当时的通州出现,“说明金代的通州已经是运河上的交通要道和物流集散地。”

京鲁运河图(局部)

金玉文物重现富庶的漕运重镇

明永乐迁都北京,通州再次承担起京师粮食命脉的重任。明代人评价通州称:“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卫源,其烦剧一也。”明清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水陆交通要会,对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作用,故而又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流传。

展览的第四部分“天庾正供 商贾辐凑”,展示出了许多夺目的金器和玉器,“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体现了漕运和商贸给当地带来的富庶生活。”

一件长20厘米、宽10厘米的清代金嵌玉蝴蝶头簪纹样别致,以金叶为托、白玉为瓣、金丝作蕊,花头之上一只展翅的蝴蝶似翩然落下,组成了一幅“蝶恋花”的图景,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簪柄及金叶背面有宝华银楼戳记,“‘宝华’是清代及民国时期京城内银楼的字号,说明了北京内外城之间的物资往来,关系密切。”

而通州博物馆藏的清代《京鲁段运河图》长卷,长745厘米、宽50厘米,是体量较大的运河地形图,描绘了从山东台儿庄到北京段运河流域内的城池和闸口的分部,是一份形象的档案。“此画曾流至日本,后由国人收藏回国后几番辗转最终捐给通州博物馆,这段曲折的经历使其更显珍贵。”

这部分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展品——“军粮经纪密符扇”。在这把扇子上,写满了各式各样奇异的符号。高红清介绍,各地漕粮运抵通州后,官府会委派雇佣的经纪人员加以验收。为了防止勒索舞弊等情况发生,制定出了密符制度。每一名经纪都有自己的一套密符。“密符扇的使用方法是,每名军粮经纪在自己验收、转运的漕粮袋上,用上好的‘福炭’,根据验粮的情况,把自己的符形画在明显的位置。监察官员随时抽查袋内的漕粮质量,合格便罢,有不合格的,则对照着粮袋上的符形,知道符名,查出真实姓名,然后按照朝廷规定予以处罚。”

展览引用明代朝鲜使臣黄中允的记载来还原当时通州的富庶:“余见辽东人民物贸之盛,以为忧无比;比及到山海关,则辽东真如河伯之秋水,以为天下殷富此为无敌;今见通州,则山海关又不啻山店贫村。”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文并图

编辑:TF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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