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为“铭心金石”、“千秋浩歌”、“杖行天下”三个主题，展示了于右任多年以来的书法创作成果，呈现其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

于右任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原名伯循，以字行，号骚心、髯翁，晚年又号太平老人，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近代教育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这位被誉为“三原草圣”的革命者同时还是一位有着深厚素养的诗人。他不但以笔墨写诗，更以诗心作诗。

出版的《标准草书》至今还在使用

于右任的身份很多。他是书法家，又是教育家，既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一位满怀诗情的诗人。幼年时丧母、父亲外出经商，由伯母教养长大的于右任在私塾里接触到了诗。1885年，7岁的于右任来到三水，跟随宿儒第五（复姓）先生读书。4年之后，回到陕西三原的于右任师从毛班香先生，从此开始学习古、近体诗。因为在闲暇时间帮助先生打理私塾杂事，于右任得见南宋诗残本。

同样活在乱世，同样的土地正被来自更远地方的列强践踏着。跨越时空，11岁的少年被千年前的忠烈之士所感染。在文天祥、谢枋得的诗集残本中，于右任看见了诸位先贤的激越声调、高昂意气，感受到了满纸家国兴亡之叹。由此，于右任悟入诗学殿堂。在这一年（1889年），于右任在四川经商的父亲自川返家，父子二人常共一灯夜读。同样在这一年，于右任师从太老师毛汉诗学习王羲之行草。此时，一位满腔诗心与热血的书法家正在快速成长。

在研习书法的人看来，于右任在书法上的成就最大。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高级注册教师克镭称于右任“是一位划时代的大书法家”。“后人将于右任视为王羲之之后的‘现代书圣’。”克镭这样告诉记者，“清代开始，书法分两派，帖学派以二王及赵孟頫为模范，称为南派；北派为碑学，因为考古成果的丰富所以在清代逐渐复兴。在书法艺术上，这两个风格很难融合在一起。而于右任却通过自己的钻研与实践，将碑学与帖学融合为一体，这是前所未有的。”

于右任最初学习的就是王羲之行草，以此为起点接触帖学，研习二王以及赵孟頫的名帖。中年，于右任开始学魏碑，同时致力于收藏碑石。即便一些碑石已经难以找到，于右任也会收集相关的拓片。“光汉代至宋代的墓志就收集了近400余方。在收集这些碑石的过程中，于右任游走于名山大川，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首《寻碑》最能代表于右任的经历与感触。”克镭介绍。

这首诗这样写道：“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诗中不但再现了于右任四处走访找寻石碑的情景，还抒发了找碑过程中的感受，同时也是于右任的人生态度：当忧愁来临，便调集起自己的全部兴致；无论找到与否，都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在于右任的另一首五绝中，同样能看出他对于碑文的重视：“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除了对临碑的重视外，还不难发现于右任练习书法之刻苦，朝暮都在临摹，写着写着，竟然涕泪落下，夜夜都沾湿枕头。于右任将其寓所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而这些碑石则被统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后来悉数转赠与西安碑林。

“于右任在自己的字体中融合了碑、帖二学，使得他的作品中既有碑的雄强刚健，有金石味，又有帖学的柔美、秀丽、飘逸，化解了北碑的生硬，给二王柔美的风格增加了强悍的元素。”克镭说。

书法艺术中极具独特美感的草书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其实也归功于右任的研习与整理。于右任在1934年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初期以“章草”《急就草》为准绳，之后以二王草书为本，修补章草的缺失，再辅以历代书法家之现今优美笔法，重实用，取美艺，从而完成了后来的“标准草书”。1936年7月，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出版，在自序中他这样写道：“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广草书于天下，以利制作而新国运，此其时矣！此其时矣！”

到了1937年，于右任修正了《标准草书》中的一些错误，本欲付梓，却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中断。1938年，于右任将《标准草书》第三次修正，并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0年进行了对《标准草书》的第四次修正。1942年，《标准草书》第五次修正，书法名家吴稚晖谓《标准草书》“对于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为许慎《说文解字》之后第一部”。于右任还撰写了《标准草书千字文》，在自序中指出自己对于草书的要求便是“易识、易写、美丽、准确”，也说明了《标准草书》“其取材也，兼求之于章今狂三派之作者，使其各尽所长，有平均发展之机会”的准则。

“在于右任之前是没有标准草书的。《标准草书》更加接近现代社会，也更实用。《标准草书》总结出了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的规律性符号，解决了草书与准确之间关键性的书写问题。这本书现在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它既是学习草书的入门课本，又是最佳途径。”克镭告诉记者，“我自己主要写篆书与隶书，但是在落款时偏爱草书，如果用二王风格书写的话与作品整体风格就不太统一，但是用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落款的时候就会与作品的整体格调统一，作品也会更有质感。”

《标准草书》总共经过9次修订，于右任还专门与出版社协商，自己不收版税，但务求出版社定价低廉，以便普及草书。

以诗咏怀寓古今

对于右任来说，极高的书法成就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的诗情与诗才。毛泽东与于右任二人在诗文之才上更是互相认可。据资料记载，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于右任就与毛泽东有过交往：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都认识。这些人中，毛泽东敬重于右任，在青年时代便喜爱阅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后来二人还在诗词上有过多次交往。

重庆谈判时，于右任曾和毛泽东见过面，二人还在诗词上进行了交流。他们不但畅谈古诗词，互相还能够背诵对方的诗词。于右任背出了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则诵出了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时写的《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二人的惺惺相惜让在场的很多学者赞叹。

于右任的许多书法作品都是他所书之诗或者他所作之诗。例如，于右任曾经题写过清代诗人、文学理论家赵翼（赵瓯北）的《咏孝陵诗四之一》：

戡乱兼能致治平，规模宏远照寰瀛。身从乞食难俱试，目不知书学自成。养士末流犹气节，亲儒初运已文明。始知三百年天下，尽是开天一手擎。

作为诗人的赵翼曾经写下过“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样的句子，因为他知晓，如果诗人高产，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诗人所在的国家正遭受着苦难，而他们工整秀丽的句子，又何尝不是对于苦难的描摹，又何尝不是沧桑的表现。于右任对赵翼之诗认可，对赵翼家国情怀的认可，这种情怀又能在于右任自己所作的诗中体现。

于右任曾写过《兴平咏古》多首，抒发了诸多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解。如在“少治春秋学有加，暮年灾异乱如麻。儒生眼界容方寸，抵死昌言罢百家”指摘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思想使得春秋丰硕的思想都被禁锢，讽刺了董仲舒的“儒生眼界”。

“椎生凹凸剑生棱，游侠曾闻徙茂陵。断自公孙诬郭解，人豪挫折腐儒兴”一诗中，又对因人告发门客杀人游侠郭解深表同情。

对于唐代的绝代美颜杨贵妃，于右任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诗中称“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希望后人以此为戒，不再因香粉而误人。

而对于汉代史学家班固，于右任则同样有诗评说，他在诗中说：“博学鸿才赋两都，园林苑圃尽陈铺。史家今古真评在，迁固龙猪未尽诬。”称赞了班固的博学多才以及撰写史学著作时的客观精神。

从这些诗中不难发现，于右任不但用典极为熟练，对于历史也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并且希望人们能够以史为鉴，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有资料显示，于右任曾写过的《兴平咏古》组诗共三十四首，如今仅存九首，其他都已散失。

于右任书写的杜甫诗同样能看出他的诗歌品位：“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于右任所书写的杜甫之《月》，可谓是情景相融，运斤意象无不恰到好处，一股清秋之中的淡然雅趣盎然而生，诗意浓郁。

从这样的诗歌品位就不难看出于右任是一个十分有生活情趣的人。1928年，于右任游邓尉，在河边小吃馆“石家饭店”就餐，见小饭馆内墙上有旧题字，随即题诗其上。饭店主人恐怕不认识于右任，便露出了犹豫的神色。于右任会意，便多给了老板一些钱以表歉意。其他食客中有人将此事记下，并在《沪报》上刊发文宣扬了出去。当时之人皆传颂此事。后来还有人专门去石家饭店吃饭，在水中游船之人也必去该小店小酌，同时观赏于右任所题写的诗。石家饭店因此驰名，后来于右任再去该店，店主人对于右任便像对“财神”一样尊敬。

于右任行草诗稿《题梁鼎铭画拐子马图》

创办复旦大学及上海大学

于右任是民主革命先驱，同盟会元老。青年时，于右任便显露出了忧国忧民的革命者气质，更显示出对于清廷外软内严政策的不满。1898年，年仅20岁的于右任就被陕西学使叶雨恺赏识，并被其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庚子之变后，慈禧太后入陕，于右任曾欲上书陕西巡抚请其手刃慈禧太后，后为其同学劝阻。1904年春天，已经在科考中取得不错成绩的于右任赴开封应礼部试。本来已被录取，但因为他“昌言革命”而被革除，同时被清政府列为通缉犯人，不得不流亡上海。

于右任到上海之后，教育家马相伯将于右任招入当时的震旦公学。于右任作诗自述其革命思想形成及亡命之经过：“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虽然狼狈，虽然经历追杀，但是于右任没有丢掉自己的气节与信念，逃亡三千里，来到南方继续自己的斗争。他还写道：“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报仇挟儿志，报国烈士身。寰宇独立史，读之泪沾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纵观历史，这寰宇之中哪个国家的独立不是经由牺牲换来的，让人想来便心生哀穆。可在于右任看来，自己是可以与春秋奴隶起义领袖柳下拓、不屈服于秦国的鲁仲连以及在博浪沙用巨椎行刺秦始皇的张良比肩的志士，这位热血志士愿以自己之身躯报国。

为了自己的理想，于右任于1905年同马相伯等人共同改造震旦公学，并建议用“复旦”之名命名新学校，以表示不忘震旦旧名，更有复兴中华之意，遂为众人接受。当年八月建校完成，定为复旦公学，推马相伯为校长。1906年，于右任在康心孚引荐下于日本结识孙中山，当年9月20日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创办《神州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发扬民族精神。1909年的3月26日，于右任又创办《民呼日报》，但在6月29日停刊。之后又于8月2日创办《民吁日报》，抨击清廷管理、揭发日本侵略暴行，两个月后被查封。于右任并不气馁，在1910年创办了《民立报》，如前文所说，这份报纸收获了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读者——毛泽东。1922年于右任与叶楚伦、邵力子等人创办上海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于右任，在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还曾聘请过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来校任教。

于右任行书扇面

去世前希望回到故乡

作为同盟会成员以及国民党党员，于右任担任过很多职务。1912年1月1日于右任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4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于右任被推为参议。1924年，于右任在中国国民党大会上与孙科、廖仲恺等十九人被推为党章审查委员会。与胡汉民、张静江等二十四人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于右任在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于右任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胡汉民等九人共同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并再次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

1948年，于右任被提名竞选副总统，其竞争对手李宗仁、孙科等人天天宴请代表、免费提供代表住行以争取选票。于右任不似其他人那样为代表们所准备金钱礼品，他准备的乃是一纸书法：“为万世开太平。”最后，于右任未当选，但落选之后，全体代表起立向于右任鼓掌10分钟，向他的清正、廉洁表示钦佩。

于右任所书的“为万世开太平”六字实际上是北宋思想家，理学、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据于右任的儿子于中令说，这六字于右任写过很多，估计至少有三万幅。晚年，于右任还写过“垂老还期致太平”的诗句。

1949年，于右任到台湾，直到去世都向往祖国统一，克镭告诉记者这样一则故事：“据说于右任先生在去世的前几天还给前来探望的学生晚辈们留下了无言的谜：已经病重无法言语的于右任用手比划了个‘一’，又比划了个‘三’，人们都不解其意。直到老人去世，才有人将这解读为这是于右任盼望祖国统‘一’，然后回到自己的故乡陕西‘三’原。”

1964年11月10日晚8时8分，于右任因肺炎转肝肾衰竭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