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大英帝国衰亡史》 [日]中西辉政 湖南人民出版社

显然，《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者劳伦斯·斯通反对线性历史观。他认为，17世纪20年代，英国正在进入失衡状态，新社会力量出现，新政治关系形成，新智识潮流涌动，世俗政府和教会都没有展示出适应新情况的能力。因国民产值增长，财富分配变化，高等教育普及，贵族在地方事务上支配地位下降以及新宗教和社会理想的系统阐述，新行政机构的加强，在1540年后的100年，英国出现了越来越多资产雄厚的人，专业人士和商人。郡乡绅阶层中的领导人物，成功的伦敦律师，清教神学家，统治城市的都市贵族，不仅仅在政治事务上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以及统一征税的权力，他们还要求对财政和教会改革。但是，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君权神授的声音日益刺耳，一些教士的权力得到了提升——因为他们主张提高教会仪式的重要性；增加主教权威等。

而伊丽莎白一世采取了谨慎妥协和巧妙拖延的政策：首先，她成功避免了国内暴乱。在教会，她在宗教问题上有意中立；在财政上，伊丽莎白一世对地主阶层普遍逃税以及商人团体评估关税严重偏低视而不见；在议会，伊丽莎白任下议院议员数量以惊人速度增长。但是，她在王位继承权、温和的教会改革和专卖权上不妥协。这些情形，促使议会中的乡绅系统提出了甚至更咄咄逼人的变革要求。伊丽莎白一世这些机会主义、目光短浅的策略在当时取得了成功，但却积压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其王位由詹姆士一世继承。

1625年继位的查理一世在1630年代实施的财政政策遭到强烈反对。相对于欧洲其他地方，英国的税收要轻得多。但是，查理一世的征税是用粗暴野蛮的方式征收的。乡绅要求政治决策，并特别要求同意征税权。但查理一世不再认可这些要求。查理一世中止议会，以非议会手段增加税收，侵犯了下议院议员的大乡绅的国家权力。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查理一世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次年夏天，团结一致的反对党已经实现了其所有消极目标。它从国王手中拿走了未经同意而征税的权力；以及未经审讯而逮捕的权力；它废除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即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等。而两个偶发事件极大地增加了紧张局势：其一是贝德福德伯爵的死亡，其二是1641年11月爱尔兰叛乱的爆发。劳伦斯·斯通认为，英国革命尽管表面失败，但关于宗教的思想幸存下来了；对中央行政部门干涉有产阶级人身自由的权力予以限制的思想幸存下来了；基于广泛社会同一的政体这个思想幸存下来了。在约翰·洛克的著作中，这些思想再次出现，并在威廉三世和安妮统治时期表现于政治制度中。

《大英帝国衰亡史》着重关注维系数百年之久的“大英帝国”现象，概述其光辉的历史，并特别将大英帝国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戏剧性的衰亡作为一大主轴，探讨它作为世界大国的本质何在，是什么导致了大英帝国消失在历史洪流中。到19世纪中叶，美国和德国的生产力和科技已经赶上了英国，大英帝国在德美之间选择了美国，为此在一战、二战中力抗德国，企图挽救大英帝国的丘吉尔不得不向美国伸手求援，二战后英国元气大伤，正式告别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在我看来，本书所谓的大英帝国“衰亡”尚需斟酌。其实际所指，乃是指英国丧失了主导全球的地位。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最强的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失去这一地位。美国从二战之后成为新的全球霸主，迄今为止也不到一个世纪。凭常识可以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充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如此，美国亦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的性质、意义、价值和功能。例如，英国在制度设计上领先一步，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在内的启蒙哲人，曾经对此赞叹不已。而美国建国之初，美国国父们就吸收了英国的经验，并且在制度设计上更为完善。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希特勒那样的恶魔取得二战胜利，纳粹德国成为全球霸主，人类的灾难或许将更为深重。

因此，二战后英国失去主导全球的地位，美国取而代之，或许只是国际政治中的新陈代谢。在本书中，作者以1945年两国签订《英美金融协定》作为两国地位翻转的标志，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英国领导阶层对此淡然处之。在我看来，这既是因为英国国力的相对下降，也是对美国崛起之后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英国到现在为止，仍是一个政治大国，在经济上，2017年人均GDP全球排名24位，日本则是25位。可以说，这一数据仍然名列前茅。《大英帝国衰亡史》分析大英帝国失去主导全球地位的原因，但也需要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因此，《大英帝国衰亡史》更像日本一面观照自身的镜子，以及本书作者中西辉政忧患意识下的历史观察。与英国一样，日本也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以英国为主要典范推行西化，走向近代化。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英国和日本仍然是很重要的国家，但中西辉政“居安思危”，比虚骄更为可取。

（原标题：大英帝国为何衰落？）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