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杀?抢劫?梅兰芳粉丝成绑匪 90年前这桩公案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昨夜冯耿光在宅宴客,梅兰芳在坐,忽有李姓西装男子到,请见梅,谓母丧告帮。梅以突兀,托同座张鹏招待,并陪李赴伊住处,查看是否母丧。张同李汽车行,至中途,李出手枪,谓本人意在索梅巨款,强张开回冯宅见梅,要五万,后讲到二万。但冯已通知军警,包围该宅。李拉住张鹏不放,军警上捕,李将张一枪中肋,又放枪中侦缉兵吉禄,李亦受伤被逮。即送宪兵司令部,将头切下,挂于九条胡同,张鹏今晨伤重身故。”
作者:蔡辉
这是1927年9月16日《申报》所刊新闻,同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均有大幅报道,是为轰动一时的所谓“梅兰芳绑票案”。
此案影响甚巨,但至今细节难详。如:
案犯真名,一说王惟琛,一说刘学曾。
案发地点,一说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今属金宝街),一说在东四九条冯耿光宅。
案发原因,一说是情杀,刺客是孟小冬忠粉,因孟嫁梅兰芳,由妒生恨;一说只为谋财。
至于该案中横死者张鹏(字汉举),一说他曾出卖邵飘萍,致其死亡,此为天道往还;一说他是“北京很有名望的一位绅士”,因其身后凄凉,坊间对梅兰芳颇有微词。
更有人说,梅兰芳因此举家迁沪(梅1933年迁沪,与此事无关),孟小冬亦因此与梅分手(梅孟分手于1931年,与此事无关)……
时光已滑过90多年,此案仍有重读空间。
粉丝突然变劫匪
1927年9月14日下午,一名20岁左右青年男子到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宅,自称是梅粉,求面见。
梅兰芳清末已成名,与普通演员喜结交权势人物不同,梅兰芳更愿与学子往来。他18岁时便得张庾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等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追捧,并受冯耿光、舒石父、吴震修、穆儒丐等留日生关注。
梅兰芳对粉丝持礼甚卑,肯登门者,往往亲迎。但这天晚上梅要去冯耿光处聚会,友人和冯都在梅家客厅中准备出发,梅便夹杂在人群中,离家而去,男子亦没认出来。
男子一直等到晚8点,见梅家汽车开出,便雇黄包车跟至冯耿光家。冯家仆役阻拦,男子自称名李志刚,有急事请梅兰芳帮忙。梅不愿见,座中张汉举便代他出面。
李志刚称母亲与梅兰芳有旧,已去世数日,无钱下葬,请梅帮忙。李跪在地上,呈上求助信。张汉举将信交给梅,几人读后均表同情,当场凑了30元,李嫌少,增至50元,李仍说不够。
张汉举担心有诈,想登门看看是否有丧,李志刚说家住在东斜街(近今之灵境胡同,距冯耿光宅30分钟车程)。张觉不远,李借口还没吃饭,冯耿光家立刻备出四菜一汤。
饱餐后,李志刚与张汉举、汪吉麟(著名画家,是梅兰芳的绘画老师)乘张的汽车到了东斜街。下车进窄巷后,李突然拿出手枪,以二人为质,要求一起返回冯耿光宅。
眼看成功却被撕票
回到冯耿光宅,李志刚从衣袋中取出事先写好的“借款书”,交给冯的家仆,要梅兰芳交5万元赎人。
梅兰芳此时已离开冯耿光家,冯忙凑了500多元,交给李志刚,李嫌少。冯忙给梅打电话,当时电话均有军警监听,警方立刻派出几十名密探,处长朱继武亲自上阵。
朱继武装扮成冯家佣人,与李志刚搭讪,趁李转身,朱自恃力大,上前抱住其腰。李举枪连射两弹,一弹击穿朱的衣袖。朱慌忙逃走,汪吉麟也趁机逃脱,张汉举仍被李控制。
听到枪响,冯耿光翻墙逃走,院外密探以为是刺客,上前盘查,冯则以为他们是绑匪,抬手便打。冯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与蔡锷、蒋百里、唐在礼、何应钦等是校友,因与大军阀冯国璋有私交,当上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将众密探击退后,乘人力车赶至梅兰芳家。
梅兰芳凑了5千元,派人去赎张汉举,被李志刚拒绝,最后商定2万元赎人。第二天早7点,冯耿光从中国银行中调出现款,均为5元、10元的零票。李让警方将一辆汽车开到冯宅大门口,挟张汉举出门时,张拍手示意,密探纷至。李大怒,两枪击倒张。李继而向警员射击,共打了80多发子弹,伤1人,后因腰部、胸部中弹,被警方活捉,在送往警局路上死亡。
警方送张汉举医院急救,张临终前说:“我家里有老有小,以后请冯六爷(即冯耿光)代为照料。”
凶手还偷过自行车
对于凶手,坊间传闻极多,甚至被说成是李垣(时任京兆尹,相当于市长)之子。有媒体称,凶手首级悬于东四九条电线杆上,“人群中曾有一面蒙头的少女,望着人头唏嘘不止”。
袁世凯女婿薛观澜与梅兰芳相邻,亲历此案。他说此案是情杀,凶手本名王惟琛,是王达(1915年—1924年曾任京兆尹)之子,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是孟小冬的忠粉。案发前一年,在张汉举等人撮合下,孟嫁给梅,梅已有家室,二人遂在冯耿光宅同居。
薛的说法有几点对不上:
首先,案发在冯耿光家,离梅兰芳家3公里。
其次,李志刚操天津口音,而王达是安徽泾县人。
其三,薛称王惟琛文质彬彬、面色惨白,但戏曲界前辈吴文漫在报上见过李志刚的首级照片,称“胖胖的脸,大块头,十分可怕”。
其四,梅兰芳两度在李志刚面前走过,李均没认出来,岂有这么当情敌的?
据1927年第一期《坦途》杂志披露,警方派密探雷恒成赴津查访,找到曾与李志刚密切往来的妓女花金英,花出示其名片,知本名刘学曾,字省三,河北滦县人,乃“着洋服能操英语之一美少年”。
花金英说:“闻其伯父在上海经商,在天津似有母住在河北。”雷恒成称行凶手枪款式“极旧”,应为抢劫案。
据《北洋画报》1927年第127期报道,学生时代刘学曾“行为甚为浪漫,有外号曰大姐姐。为人不甚聪明,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因窃取魏姓同学之自行车而被开除”。
除了名片,雷恒成无其他证据,有人疑其找了个替死鬼,以掩大官之子犯罪。
张汉举办报靠三宝
张汉举死后,媒体反响不大。
著名报人包天笑说:“他(指张汉举)有三件法宝:一、是一座宽大的房子;二、是要有一辆汽车;三、是他有一位黑市夫人。”
大房子是为了接待各省到北京的镇守使、巡阅史等“武人”,“哪一天到北京来了,他便要到车站去迎接”。
汽车也是为接军阀,当时北京的“总长阶级,也不过坐一辆马车,阔一点的坐双马车”。
黑市夫人是八大胡同的“窑变”(妓女升格为夫人),“带来了一位父亲,能办筵席的厨子……招待贵宾,不必上馆子”。
招待完,张汉举便开腔:“我这个报,已经赔贴了不少哩。为了宣传主义文化事业,总是要硬挺下去。不过我的报是持论公正的,上峰每日都要观看的,您大帅能赐予一点津贴,感且不朽!”
坊间称张汉举为“张夜壶”,一则有口臭,二则矮胖,三则常出入八大胡同,满口脏话。其实“夜壶”也可能是其笔名“野狐”的谐音。
张汉举本是安徽寿州人,兄弟有死于辛亥革命者,先在上海接办《小春秋》报,后到北京接办陆宗舆的《大陆报》(后改名《大陆晚报》)。
张汉举主张“办报不骂人”,他说:“与其骂人使人不欢,何若恭维使人愉快。不欢而出资,是为‘竹杠’,恭维而出资,是为乐输。恭维一次而不得者,再之三之,虽顽石亦可点头。”
当时北京有报馆五十多家,包天笑说:“张汉举是在北京以帮闲驰名的,不想帮到梅兰芳那里,做了一个替死鬼。”
背上出卖邵飘萍的黑锅
同行冷淡,因张汉举背着黑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先头部队(张宗昌部)入京,悬赏缉捕《京报》创办者邵飘萍,邵躲入租界的六国饭店。张作霖以2万元赏金加造币厂厂长之职收买张汉举。张与邵旧交,谎称已和张学良疏通,不再追究邵,《京报》可复刊。邵信以为真,离开租界,遭警方逮捕,“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翌日凌晨被处死。
然而,据凭灵在《张汉举与邵飘萍》(载于1927年9月28日《京津画报》)中称,张汉举与当时京师警备总司令王翰鸣极笃,好友叶某为帮邵飘萍,拉张汉举与邵聚餐。张太忙,饭后才到,只闲谈一番,张说:“新闻记者之党同伐异,为饥寒所驱,某帅岂不解此?”
凭灵说:“邵(飘萍)之为人,精练百倍于张(汉举)。”“张之素喜为不负责任之言,邵更夙知,若谓邵因张有此数语,而放胆外出者,实不知邵。”
张汉举与张宗昌曾通谱(即结拜兄弟),张宗昌回京后,因姨太太与人有染,迁怒到张汉举头上。邵飘萍被杀几天后,张汉举被捕至济南,几个月后才被释放。1926年5月,记者雷音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中写道:“京报社长邵飘萍君,被奉军枪毙;大陆晚报记者张鹏被监视;中美晚报宋发祥,世界晚报成舍吾,均被迫逃走。”
邵飘萍被捕后,北京报业代表往求张学良,张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可见,杀邵飘萍早有预谋,与张汉举未必有关。
身后凄凉谁人知
1927年9月28日,《北洋画报》公布梅兰芳给“梅党”评论家张豂子的信,称:“平日初不吝施,岂意重以殃及汉举先生……澜(梅兰芳自称)之实况,先生知之较深,正类昔人所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时岂有置喙之地?已拟移产,以赙张公,唯求安于寸心,敢邀中于公论。”
梅兰芳将一处私产给了张汉举遗族,并给葬仪6千元。1930年《上海画报》第644期报道,张汉举身后有三妻一子一女,元配带子女在老家农村,两妾名绿音、兰君,都是“窑变”。绿音说兰君已改嫁刘姓,自己生活窘迫,三次给梅写信,未回复,“数躬造梅氏之门,咸遭佣人白眼”。
1930年1月,梅兰芳率剧团赴美,7月才回国,《上海画报》的报道可能别有用心。
张汉举生前“善交际,与买卖九六公债和各银行、银号经纪人常有勾搭,因此手头颇充裕”。张家很大,据吴文漫回忆:“当我13岁时,我养母曾带我去张家赴宴。记得房子很大,真好比进了大观园。他家小孩甚多,带我各处玩耍,尤其在花园里的大花厅玩的时间最长,所以至今印象很深入。”
张汉举去世前,杨度为营救李大钊,出卖私宅“悦庐”,张以4500大洋低价得手。
值得一提的是,劫案后期重要警员雷恒成系清室远亲,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供职京师警察厅,参与逮捕李大钊,李的勃朗宁小手枪被雷据为私有。雷性情残暴,人称“雷锤子”,后投日伪,1953年4月被枪毙。李志刚是不是刘学曾,已无从对证。
(原标题:九十年前一桩公案“梅粉”缘何成了绑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