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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戏剧家陈彦:借戏曲记录整个社会变化

2018-05-03 17:05 网络 TF010

 

陈彦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曾经长期担任陕西戏曲研究院的编剧和院领导,创作了《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秦腔、眉户现代戏,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对谈记者:成长

对谈嘉宾:陈彦(戏剧家、作家)


陈彦2015年的小说《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5中国好书”,2017年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在《装台》中,陈彦聚焦于文艺团体中装台工这一特殊群体,这得益于他在文艺院团长期的工作积淀。而在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主角》中,陈彦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在《主角》中,陈彦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

陈彦在戏曲研究院二十多年的经历中,见证了不知道多少演员从初入团里的生涩到在舞台上大红大紫,这些都成为他写作《主角》的素材源泉。他在后记中写道,这些演员在入行的时候不过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撕裂了父爱、母爱;在最需要关心、呵护时,他们忍受着钻心的痛疼与长夜寂寞,让几近濒临失传的绝技,点点走心上身”,但在民风普遍失范时,“他们却以瘦弱之躯,杜鹃啼血般地演绎着公道、正义、仁厚、诚信这些社会通识,修复起《铡美案》《窦娥冤》《清风亭》《周仁回府》这些古老血管,让其汩汩流淌在现实已不大相认的土地上。”因此,他长期以来,就有书写戏曲艺人成长的萌动与情愫,在《主角》中,他终于如愿以偿,也就有了记者与他的如下这番对话。

戏曲行业的坚守者是文化英雄

记者:我在看您《主角》这本小说时,觉得它不仅在讲故事,其实还是在观察演员这个职业、或者说戏曲这个行业。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陈彦:写这本小说,首先是因为对小说中的生活特别熟悉。其次,希望借小说作为一个观察社会的依托。毕竟戏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当,但它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勾连得非常紧密,有时候甚至可以搅动起整个大社会。我写《主角》,其实也是想借这个行业,勾连起整个大社会的变化。

《主角》的背景是改革开放40年,从忆秦娥1976年走出那个小山村,一直写到2016年。一个山村的普通的放羊孩子,最后成长为舞台中心的主角,我觉得她本身也是有一些象征意味的。同时,小说里边涉及的社会也还是比较广阔,比如从她出生的小山村,一直到县里,到省里,到首都,北上广这些地方都涉及到了。从她在乡村的土台子上演出,到后来去欧洲演出。从她的事业的触角上来讲,应该说延伸得还是比较开阔的。这个人物就是一个极有戏剧性的人物,我是尽量要用她裹挟起这个社会40年的方方面面。如果仅仅是写这个行业,或者写一个主角的成长史、励志史,我觉得写作的意义不大。

同时,我觉得,这本书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认知的寓意。有一段时间,因为外来文化的入侵,我们许多人对中国文化变得不自信。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人的自信心逐渐确立的时候,同时也是对戏曲这样的传统文化重新树立民族心理认同的时候。

记者:我觉得这本小说还是做了很多比较深度的切入,我拿到后先看后记,看您的创作背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挺感动的,您说到戏曲演员在这种时代之下,墙外面的人都忙着去赚钱去做生意,他们做演员其实挺寂寞,每天还在辛勤地练功。您对戏曲演员这么熟悉,这里是不是也在反映他们与这个时代命运之间的一些关联?

陈彦:是的,我们要坚守一种什么东西?当大家都在追逐潮流的时候,有些人却在这里默默坚守。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坚守者,在民族文化比较低潮,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时候,我们也不缺少坚守者,我觉得我这本书里,就写了这么一群角色。当然,他们也很迷茫,当自己的生活口体之奉不如人的时候,他们也在思考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大意义?这里也有惶惑,但总体他们还是持守下来的。我想我们民族的很多根脉性的东西,大概也就是靠这些人持守下来,几千年没有中断。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文化英雄。

不能让秦腔成为“博物馆艺术”

记者:陕西的作家好像都比较喜欢在作品中表现秦腔,之前贾平凹也写过《秦腔》,您这本书是不是也有想要表达对秦腔的发展思考的一些观点?

陈彦: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熟悉。我觉得选这个载体也是觉得它厚重。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秦腔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艺术,或者说已经流淌到他们精神血液里边去了。追溯历史,同时也是展望未来,在精神文化因子里去做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一些梳理。

我在文艺团体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从开始做编剧,一直到做团长、做院长,在文艺团体待了25年,见证了秦腔在这些年的艰难历程。甚至一度,很多观点说戏曲会成为博物馆艺术,一边倒地追逐西洋艺术。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时期,我们对外来文化,也是经过认知,吸收了它们好的地方,然后在里边又不断地进行比较,最后发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也是十分优秀的。我们也是吸纳以后进行转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逐渐看到民族文化,特别是在近五年中,地位逐步提升,应该是大幅度的转变,而不是一般的转变。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生命的符号。

记者:您觉得秦腔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时期?

陈彦:秦腔在中国民族戏曲里拥有600多年历史,至于说有剧本以前,这个形态可能会更长一些。这里面,它的创造力,包括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提升,都是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的。秦腔也影响了中国很多戏曲剧种,它是梆子声腔的鼻祖。秦腔走到今天,应该说处于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但我觉得秦腔也面临着巨大的创新,它的创新不是说模仿那些时尚的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它本质的追寻,一定是要把秦腔继承到顶级的时候,再朝前推进。而不是说我们在它的皮毛阶段,就要重新嫁接、移植。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尤其对于新一代的艺术家来讲,创新更需要根植于继承,一定要对秦腔本真的那种继承和挖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秦腔虽然只有600年历史,但是它裹挟着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记忆。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仅仅有记忆是不够的,应该针对当下的时代,从骨子里进行吸纳和整合,只有这样的话,秦腔剧种才可能继续走下去。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秦腔的发展历程,它在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每一个时代的烙印,它是一种不断的吸纳。我们今天如果停止了,仅仅是对文化单一地继承,没有创造性地推进,那么秦腔很可能最终还是一种博物馆艺术。

剧作家和小说家有时候应该打通

记者:我看小说写的很多故事十分生动,写剧团里边有争风吃醋,有暗中斗争,有很微妙的人际关系,这些肯定是来自于您熟悉的剧团生活,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生活中的人物原型?

陈彦:我觉得书中的人物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不仅是演员在争舞台的主角,书里写到连炊事员也在争主角,包括梦中的阴曹地府、牛头马面也在争谁是主角,主角和配角的关系,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下比较突出的一种关系。大家都在争自己的身份,争自己的地位。那么,怎么去争?怎么去确立自己主角的位置?我更多的是希望,从舞台、从戏剧生涯折射整个社会。如果仅仅是写的舞台生涯,写一个艺人就是一个艺人,小说的内涵和外延都会收缩很多。

记者:您之前是戏曲编剧,您觉得写舞台剧和写小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陈彦:我觉得舞台剧的创作对小说是有帮助的,小说创作对舞台剧也是有帮助的。西方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小说家里写舞台剧的人很少,但是西方很多文学家,首先是剧作家,然后才是小说家。我倒是希望戏剧剧作家和小说家有时候应该打通,我在写作当中觉得,小说的构成有时候不妨借鉴一些戏剧的构成,尽管小说与戏剧的创作有很大不同,但其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戏剧最艰难的在于在两个多小时内,把那么丰富的故事要像压缩饼干似地呈现在舞台上,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很大,这需要你写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呈现效果,需要剧作家的结构设计能力非常强。小说相对比较自由率性一些,但是我觉得也是需要结构的咬合,如果不注重结构的话,小说的可读性就会很差,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并不矛盾,并且我想,我以后还会游走在这两种文体里面。

记者:《主角》中的语言其实采用了大量的陕西方言、或者说方言的句式修辞,这是否也是您在写作上的有意为之?

陈彦: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红楼梦》“三言二拍”以及清代的笔记小说,我是比较热衷于我们的传统语言。后来看外国小说多了,读了以后觉得,毕竟是翻译过来的,无法知道它语言的原本样貌。在清代的文人笔记里,你能看到里边的风俗礼仪比较多,这个作家是哪个地方的,他肯定会把地方性的东西都带进语言中来。我们现在语言越来越同质化,像陕西方言,说的人会越来越少,我觉得作为作家,我也有责任,把这些东西做一些打捞和记录。我认为作家肯定是要带着一定的地域性,当然你的思想和你的视野不能受地域局限,但在语言上强化一些地域没有什么关系,并且会让作品更有生活味,更具有个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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