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方六

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壁画描绘的丝绸之路上“外商”牵驼赶马的场景。

秦汉时期如何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汉武帝太初元年首设对外经贸专门机构“大鸿胪寺”

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壁画描绘的丝绸之路上“外商”牵驼赶马的场景。

汉武帝时开通的“西北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兴起的重要标志。汉武帝在朝廷中首设相当于现代外交部或对外经贸部的“大鸿胪寺”，接待人员中已有专职翻译官，此即《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其实，比大鸿胪寺更早的外交官员当属秦始皇时代的“典客”。“典客”级别很高，系九卿之一，汉景帝在位时更名“大行令”，当时京师还设有涉外宾馆“蛮夷邸”，专门接待外国商使。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是四通八达，除了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相交会，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往东北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运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两汉时，中国国际贸易业务是当时世界上走得最远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可见，中国当时国际贸易能力之强大。

古代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采用“朝贡”方式，外国来的商品称为“贡”或“献”，中方交换出的商品则叫“赐”或“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官方贸易行为，中国的“赐”远远大于海外的“贡”。如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带有军事、政治目的，事实上却是一次大规模的对外经贸活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

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对外贸易更加频繁。《汉书·西域传》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汉朝的对外贸易活动扩大了中国和中国产品的影响，现代流行的“Made in China”那时已广为人知。“中国货”不仅是国际高档商品的代称，在古罗马，中国丝绸还曾一度与黄金等价，不少外商主动来华开展经贸活动。如《梁书·诸夷列传》记载，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中国当时管辖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取道桂湘到武昌，见了吴国皇帝孙权。

古代历朝对来华外商除了提供业务上的便利以外，均以礼相待，加强保护。北宋时，对离境的外国商人，还有用“官钱”犒宴送行的制度，中外货主（番汉纲首）、船长（作头）、海员（梢工）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明代《南都繁会图》中描绘的南京市场场景。商家纷纷打出“东西两洋

古代如何管理外贸打击走私？

宋代出台《漏舶法》 外商进出关须持“公凭”

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活动虽然因朝代更迭时热时冷，但总的趋势是越发活跃、愈加扩大，即使闭关锁国很长时间的清朝，也未能中断中外文化交流和国际经贸活动。

面对日益繁荣的国际贸易，唐朝始设“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最早出现在海上贸易频繁的广州。设市舶使的具体时间最晚是唐开元二年（公元715年），据《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市舶使”也称“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等，随之还形成了极具古代中国特色的“市舶制度”。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狮子国海舶”条亦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闹。有番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

宋朝则颁布了世界贸易史上第一部进出口贸易法规《市舶法》。宋朝对外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度，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颁发“公凭”（又称“公据”、“官券”）。中外商人持“公凭”进港或出洋，并可自由往来中国各地，无公凭则属非法“走私行为”，一旦被查缉，货物没收。《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条称：“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

进行国际贸易应得到官府许可，这是汉朝就有的规定。宋初建置市舶时，就明确规定，出海商舶须申领公凭，上报引目，这引目相当于今天的进出口货物报税清单。王安石变法期间曾整顿外贸市舶章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诏令：福建沿海口岸有南洋各国商舶到达，查验是否有公据，如已经“抽买”（征税），凭“回引”（纳税凭据）即可通行。如果没有公凭，货物未经征税，麻烦就大了，货物没收是小事，人还要因为无证或逃税，被押赴市舶司查处。

“走私”行为在古代称为“漏舶”，汉武帝时长安有一批商人和匈奴人私下做买卖，因此受到严惩并被诛杀。对海关走私行为，宋朝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走私法”《漏舶法》，该法规定：“如不出引目，许人告，依漏舶法。”

中美贸易始于乾隆四十九年？

“中国皇后号”抵穗成为中美首次通商的标志

1867年5月11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发的中英贸易商船到港情形

国际贸易平衡问题，在古代同样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不论对哪个国家的贸易几乎都是巨额顺差，古人称为“出超”。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会做外贸生意，而是中国的商品丰富、受欢迎。秦汉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漆器、铁器，唐宋及以后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进口商品则主要是香料、琉璃、象牙、马匹和异域特产等。

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国际货币”，都是以物易物，后期使用金银货币后，贸易平衡问题便突出了。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从英国开始，欧美诸国开始对中国使“阴招”——走私鸦片，获取暴利，企图夺回流入中国的资本，导致晚清对外贸易罕见地出现了“入超”（逆差）现象。因为林则徐主张“禁烟”堵了他们的财路，英国公然采取侵略行动，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

中美之间的贸易史是从美国独立后才正式开始的，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是标志性事件。美国贸易公司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专事对华贸易。在鸦片战争前，美国从中国输入的大宗商品有茶叶、丝绸、南京布等，而美国本身可供对华出口的商品并不多，最受中国市场欢迎的是西洋参（花旗参）。

美国商人擅做“二道贩子”（三角贸易），倒买倒卖，除运回美国之外，又将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丝、土布等转售德国、西班牙、法国等以谋取厚利。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一直 “出超”，美国白银年年流入中国，其中在1818至1819年间最多，高达7369000元。

为了弥补这一贸易差额，美国人最后跟英国学，将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轻易取得贸易顺差。从1805年独家贩卖201箱土耳其鸦片起，美国人开始了向中国的“输毒”贸易。1817年又贩卖波斯鸦片来华，1821年则参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美国走私来华的鸦片总量仅次于英国。波士顿商人托马斯·普斯金曾坦言：“虽然几年以来，我们进口的以丝绸和土布为大宗的中国产品，每年都平均在一百万元以上，可是过去三年我们没有装运一枚西班牙银到中国。我们的基金是出自从土耳其输出的鸦片，从大不列颠输入的英国制造品……”

另一方面，美国还减少了中国茶叶等传统大宗商品的进口。美国后来不是购中国茶叶，而是买中国茶树，学中国种茶技术，自产茶叶。据《清史稿·食货志五》记载：“美利坚于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发给农民，其后愈购愈多，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足供其国之用。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钜，未几渐为所夺。”

因此，不少中外贸易史研究学者认为，美国商人通过对华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成为美国早期财富原始积累的重要构成，美国早期巨商富贾都是通过对华贸易发家的，可以说，自美国立国起，中国便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