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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居京雅趣 曾有三次登台“票”戏经历

2018-03-15 10:07 北京晚报 TF003

京味儿文化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涵养:其一,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政治文化中心,得天下英才而聚之,遂有士大夫文化的滥觞与流布,其文脉可谓源远流长;其二,清朝统治近300年,实行旗饷制度,俗称“铁杆庄稼”,旗人除了当兵披甲,不得务农经商,亦不得科举入仕,安坐而仰食,久而久之,固然腐化了八旗铁骑,却也养成一种闲适、随性、精致、温厚的京城文化;两种文化的合流与交融,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古老厚重、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这里发生的,但北京敦厚宽容、平和幽默的文化底蕴,不仅将新文化融入萧散悠远的古都韵致之中,而且,古都文化与新文化的相得益彰,更营造出一种兼容并蓄的人文气息,与俗中见雅、雅不避俗的审美趣味和情致,浸润与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居住者,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作者:解玺璋


张恨水自24岁入京,除抗战期间离京赴渝,他的人生有半数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建功立业,直到终老于此,对北京可谓一往情深,至死不渝。这里固然有他的事业,有他的读者,但不可否认,北京的文化气韵吸引着他,即使远离北京,住在重庆南温泉那些年,魂牵梦绕的还是北京的花草、胡同的叫卖声,或厂甸的书画、北海的景致。这期间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和《两都赋》,以及小说《巴山夜雨》,都融入了他对北京深深的思念。张恨水是个颇有才情的外省青年,一直向往着名士才人优雅的闲情逸致,而不新不旧的北京恰与他所自称的“不新又不旧” 相契合。只有北京,才给了他尽情享受文人雅趣的机会和条件。难怪这里让他流连忘返,乐不思“皖”。

且看他的雅趣——

皮黄乡里嗜犹深

初到北京之时,他还是一介贫寒的书生,那时他住会馆,每月只需十元钱,房饭两项便安排妥当。闲暇之余,如果尚有余裕,他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当初,有两件事是他最感兴趣的,一是听戏,一是读书。旅京不久,他就曾有过一次“豪举”。多年后,他回忆:“一天我在交过房、饭费后,只剩下一元现大洋了,这一块钱怎么花呢?恰巧这时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合上演,这当然是好戏,我花去了身上最后一块现大洋去饱了一下眼福耳福。”

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京剧就发源于此,著名的二簧腔就是从这里流行的吹腔、拨子演化而成的;所以称作二簧,是因为演奏时需用两把唢呐而得名。他曾提起:“昔有观潜山风水者,谓该县出三十六把黄龙伞。但龙气不足,将流于假。于是至清中叶,业伶者群起。戏台上故多帝王,潜山之黄龙伞,遂尽走上戏台。”这固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据旧京潜山人调查,昔四大徽班北上,伶人十之八九为安徽籍,潜山人尤多”。譬如,号称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程长庚,以及后继者杨月楼,都是潜山人氏。张恨水为此而颇感到有些自豪:“愚尝有一闲章,文曰程大老板同乡。” 他既这么说,无非是想表达,与程大老板同乡是可以标榜的。由此可见,他的迷恋京剧,可谓渊源有自,不是没有来历的。

然而,看戏是要花钱的,虽说那时的他,一人独“漂”北京,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除以半数汇家供甘旨外,而衣食所需,绰有余裕”。 即便如此,要是由着他的性儿看戏,怕也难以尽欢。所以,有时他也不得不看“蹭戏”。当初他借住的歙县会馆,对面即江西会馆,那些宦囊既饱,无所事事的士大夫,偶值喜庆,必在此举办堂会。张恨水觉得,这是看“蹭戏”的最佳时机,“故江西会馆有堂会,予必作不速之客”。不过他说,千万不要“贸然而往。大抵夜间十一二钟,酒宴早罢,贺客暂稀,于是峨冠博服,从车马中从容步入。门禁(大概为步军统领所辖之游缉队)者目逆而送之,以为客也,漫不过问。及入戏场,则豪竹哀丝,好戏方登场。主人间而觉者,明知为知音之客,亦安之若素焉”。

当然,值得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他很明白:“人生有一种嗜好,要多花一些钱,也要多耗一些精神。” 所以,为了梅兰芳与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他曾经“大破悭囊”,花十块大洋而一看再看。“虽然还是做了两回二等看客,已觉是尽力而为”,即便如此,他仍然表示:“若有相当的机会,我还可以花五块钱”。他对北京伶界每年的窝窝头会,也很推崇,因为届时可以欣赏平常不易见到的名伶合作之戏。他记得有一年:“全部群英会,则裘桂仙饰孙权,程继仙、姜妙香合演周瑜,郝寿臣饰黄盖,萧长华饰蒋干,侯喜瑞饰曹操,马连良饰孔明(本鲁肃为重,兼祭东风,则孔明不弱矣),谭富英饰鲁肃。” 这样的演员阵容,若在平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是大约“民国十年(1921)前,头等池座,仅售五元耳”。

张恨水对京剧的痴迷,还表现在他很用心地学习戏曲知识,虚心求教,随时探讨和研究。他说:“不才虽不懂戏而酷嗜皮黄。因是工作之余,在十二点钟附近,必有一度戏学之讨论。议论风生,每不知东方之将白。” 身边的同事,或为老戏迷,或为名票友,或熟于坤伶掌故的,都是他的老师。他写了很多谈论戏曲的文章,常在《明珠》、《夜光》两副刊上发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谈到《旧剧中的琴与箫》,就认为,剧中该用古琴的地方而用三弦或月琴,或该吹箫时以笛声代替,都是不够严谨的。他以《空城计》和《浣纱记》为例,前者诸葛亮在城楼弹琴的时候,场面上用的却是三弦或月琴。古琴发音“非常之俭朴与清缓”,而三弦或月琴,“音调非常地急促与繁复,和琴韵恰好成反比。有些没听过琴的人,以为琴音就是如此,岂不大谬”?后者伍子胥上场,手里拿的是一管洞箫,而“吹的时候,场面上用笛子代,也是很急促的”,和婉转的箫声完全不同。“而且伍大夫当日吴市乞食所吹的箫,并不是现在的箫管,乃是排箫。排箫是许多竹管列成一排,捧着吹的”。

张恨水对于京剧中慢板的过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绝不赞成新文学家“废皮黄去胡琴”的主张,以为“令人笑破肚皮之事也”;但他认为,皮黄慢板的某些过门,“实属太长”,不妨加以改进。他以《四郎探母》坐宫一场为例:“杨延辉叫板后,一人静坐台上,等第一过门拉完,始唱杨延辉坐宫院。在此中间,不能做表情,又无其他角色可资陪衬,虽名伶亦不得不呆若木鸡,实无味也。”于是他建议:“愚以为胡琴过门,不过调和音节,及令歌者稍一换气,实无拖长之必要。” 至于旧剧的剧本,张恨水则更多指摘,比如《花田错》一剧,他 指出,花田会上,刘小姐指使丫环春兰向卞玑索买字画,卞玑当场挥笔写就,事情尚在常理之中。及至卞问何以为题,春兰答曰:就以我们小姐为题罢。他难以接受:“世岂有如此大胆丫环,让卖春联一流人物,当面题其小姐耶?”再看卞所题之诗:“三月里天气艳阳春,花田会上遇美人,桃红柳绿来相衬,燕语莺啼动人情。”这让一个精通诗艺的人近乎崩溃,他叹道:“妙哉诗乎,而有八字一句者。”而且当面调笑一位小姐,竟在人家的扇子上,大书曰遇美人,真“可谓第一号大胆拆白党”。他言道:“此时小姐有一分羞耻,当亦不忍受,而尚一字一字念之曰:好是好,就是没有落款。刘小姐,亦大不客气者矣。”而落款则更有讽刺意味:湖广湘乡甲午举人卞玑题。他笑问:“举人作出这等诗,这等诗尚能叫小姐动怜才之意,演出一本《花田错》,天下事岂非有真不可思议者乎?”

类似的指摘,他还曾挑剔《审头刺汤》中于情于理固不可通者;他比较梅兰芳与欧阳予倩的《黛玉葬花》,了然于二者各自的优劣;即使是最为他所推崇的《霸王别姬》,其中也有瑕不掩瑜之处。可以说,他对京剧,真是爱之深,责之切。有些话,可能得罪人,却不得不说。他直言:“旧剧词句不通,固吾人所憾者。” 因此,他极力主张改良旧剧,特意在报上开辟专栏,讨论旧剧如何改良。当时,经过改良的新编本戏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他注意到,其中有两种倾向,不能令人满意:“一种加许多新名词,令伶人向观众致训词,使人闻之浑身肤栗。一种则风花雪月,堆砌成篇,普通人闻之茫无所知,亦为不通之事。” 至于旧戏舞台布景,他也认为“非根本改造” 不能解决问题。他很欣赏梅兰芳的《俊袭人》,甚至称它为“旧戏里面”的“一种革命”,“虽不能十分完善,然而场面移至幕内,戏台上去了上下场门,不摔垫,不用饮场,场上不断人,这都是旧戏极不堪的事,而能免除了”。

有一天,他与编剧齐如山先生偶遇,便问道,既然《俊袭人》很有成绩,为什么不跟着编下去呢?齐如山先生回答:“很难。你要知道,角儿要露,他们场面上也要露露。我们这不过是一种试验,不是畹华,旁人还办不到呢(指场面通不过)。” 张恨水听了,“未免爽然若失,知道我们提倡的旧戏改良论,实在是件不容易实现的事”。

张恨水喜欢听戏、看戏、聊戏、评戏,却因为左嗓子,唱起来不搭调,轻易不唱戏。但如果有机会,他还是跃跃欲试,很想过一把戏瘾。

在朋友和家人的记忆中,他至少有过三次登台“票”戏的经历。

第一次是民国二十年(1931),武汉大水,北平新闻界发起赈灾义演,地点在湖广会馆,张恨水在《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第二次发生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后,据左笑鸿讲,一位新闻界同仁为其母做寿,在宣武门外江西会馆邀了一台票友戏。朋友们发现,张恨水的大名赫然排在了戏单的中间位置,标明他将出演《乌龙院》中的张文远。《乌龙院》本是一出生旦并重的戏,若是老生名气大,就由饰演宋江的演员挂头牌,若是旦角名气大,就由扮演阎惜娇的演员挂头牌,总之没有丑角张文远挂头牌的道理。这回却是张恨水三个大字在中间,下面两行小字,分别是生、旦的名字。这固然表示主人对张恨水的敬重,却也破天荒地打破了梨园行的行规。据说,在一阵惊天动地的掌声中,张文远出场了,那几句“四平调”,竟是一句一个好,至于唱的什么,谁都没听清楚,全都淹没在掌声和叫好声中了。这场演出还有两个插曲值得再记一笔。一个是生旦临场“抓哏”,当宋江说出张文远的名字时,旦角故意说:“张心远是谁呀?”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是新闻界同仁都知道的,这一改,博得观众一笑。演宋江的票友心领神会,答道:“乃是我的徒弟。”旦角又问:“我听说你的徒弟是有名的小说家,你怎么没名啊?”这一问有些唐突,台下观众都很紧张,不知宋江怎么回答。没想到这位老生回答得很机敏,他说:“有道是,有状元徒弟无状元师傅啊!”于是引来哄堂大笑,成了第二天报纸的大字新闻。

再一个纯属恶作剧。因张恨水在台上一直一瘸一拐的,戏演完了,左笑鸿问他什么原因。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过了几天,左笑鸿又提起此事,张恨水有些无奈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因为不懂后台规矩,有人恶作剧,在我的靴子里放了一颗图钉!”最后一次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北平新闻界庆祝“九一”记者节,张恨水参演《法门寺》,为其中四大龙套之一,另外三个则分别由中央社北平分社主任丁履进、华北日报社社长张明炜和北平日报社社长季廼时扮演。因张恨水当时是新民报北平分社社长,便有四大社长出演四大龙套的说法;又因其他三位都是近视,都戴眼镜,张恨水虽然平时不戴眼镜,这时为了求得一致,也找了一副眼镜戴上,又有了“眼镜龙套”的称呼,引得台下掌声笑声响成一片。

闲来无事好读书

在张恨水的生活中,戏就像盐,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书,则如空气和阳光,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张恨水的笔下有一位杨杏园,即《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书中写他是个手不释卷的人,常常随手拿起一本书,便读起来。杨杏园就是张恨水以自己为原型的创造,这样的情景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有一次他大病初愈,在床上躺了几天,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便拧着电灯,看了一段《儿女英雄传》,竟不觉得乏。另有一处则多了些诗意,他写道,胡同里,卖菊花的,一阵阵吆喝着刚刚过去,“只这一些儿点缀,我们便觉得秋深了。这个日子,拿着一本《陶靖节集》,坐在窗下看。案上陈列几盆新菊,十分助人的诗兴,所谓春秋多佳日,也足以让人快乐了”。

这种读书之乐,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都能随意享受的,却是张恨水梦寐以求的。有人集一古诗联,“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他很欣赏,坦言:“此种旨趣,殊不合于现代人生观。然而吾人真有此种境界,岂非大幸之事。” 很显然,读书这件事,被他审美化,雅化了。他曾作《读书百宜录》,表达一个“善读书者”的主张,试举几例:

秋窗日午,小院无人,抱膝独坐,聊嫌枯寂,宜读《庄子·秋水篇》。

菊花满前,案有旨酒,开怀爽饮,了无尘念,宜读陶渊明诗。

黄昏落日,负手庭除,得此余暇,绮怀万动,宜读花间诸集。

大雪漫天,炉灯小坐,人缩如猬,豪气欲消,宜读《水浒传》林冲走雪一篇。

偶然失意,颇感懊恼,徘徊斗室,若有所悟,即宜拂几焚香,静坐稍息徐读《楞严经》。

银灯灿烂,画阁春暖,细君含睇,穿针夜话,宜高声朗诵,为伊读《西厢记》。

月明如画,清霜行天,秋夜迢迢,良多客感,宜读盛唐诸子一唱三咏之诗。

蔷薇架下,蜂蝶乱飞,正在青春,谁能不醉,宜细读《红楼梦》。

冗于琐务,数日不暇,摆脱归来,俗尘满襟,宜读《史记·项羽本纪》及《游侠列传》。

淡日临窗,茶烟绕案,瓶花未谢尚有余香,宜读六朝小品。

不必多举,仅此数例,已将张恨水的情趣、雅好、品性、人生态度,表露无遗。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晚明世风的影子,他所追求的,正是晚明文人所营造的洒脱、闲适、自然造化的气息与人的心境、心意相互映衬的境界。读书是读书人的本分,是其安身立命的所在,对张恨水来说,也许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调剂枯寂的生活,给平淡的日子增加些乐趣,心灵上也能得到陶冶和净化,并使得精神有所寄托。这就是说,在读书这件事上,张恨水始终是以消遣的、闲适的态度对待之,全凭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既不想读书做官求功名,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北京的得天独厚之处,恰是古典文化的叶茂根深。仅就旧书业而言,众多的书摊、书肆,几乎就是北京人的公共图书馆。张恨水就曾多次忆及在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搜求旧书的情景。他写道:每年新春佳节,厂甸都是“都人士女一大游乐场”,而“好搜罗断简残篇之文人”,也“可趁此群书陈列之时,得从容掘发不易得之秘本”。 届时,厂甸的旧书摊之多,南自琉璃厂,北迄当年的国立师范大学,在近千米的路上依次排开,供人挑选,如果挨摊仔细浏览,不遗一摊的话,至少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这些书摊之旁自然少不了张恨水的身影,他曾作《北京旧书铺》一文表示,在“佣书之余,辄好涉足书摊,以搜索断简残篇为乐”。又说,“予每届春节,必在此处有数度之徘徊”。

流连于书摊、书铺之间的张恨水,并非无目的地闲逛,他说:“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类的东西,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的和尚,发了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种书,不是在北平的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搜罗到材料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那些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我就得去多转旧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工夫就揣些钱在身上,东西南北城,四处去找破旧书店。北京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肯下功夫,总不会白费力的。所以单就《水浒》而论,我就收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适先生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可见民间的蓄藏,很深厚的呀。又如《封神演义》,只有日本帝国图书馆,有一部刻着许仲琳著。我在宣武门小市,收到一套朱本,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字样,可惜缺了第一本,要不然,找到了原序,那简直是一宝了。” 经过十数年多方搜求,他的藏书,据说已积累到万余册,可惜,抗战爆发后,几经迁徙,藏书大部散佚,加上他的兴奋点也已转移,写作《中国小说史》的宏愿,终成泡影。

学诗漫有惊人句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 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张恨水送给友人画作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以至于他看曹雪芹的诗,竟一无是处,认为“曹雪芹诗格不高,高兰墅诗格亦极平凡,故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一超凡脱俗之句”。他喜欢以诗抒怀, 而作诗也的确给他带来许多快乐。他尤其享受朋友之间诗词唱和的快乐。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 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张伍讲过一个张恨水与成舍我赋诗联句的故事,亦是一则文坛佳话,他写道:

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抒怀”中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 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定后,(舒) 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 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 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 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 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 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 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 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 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 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富于诗情与才思敏捷。他解释自己喜欢诗的原因:“我想,诗之为物,抒发自己的心情,是最好的工具;而感人之深,更是他物所不能及。” 多年后,忆及自己学诗的经历,他还表示:“我是十一二岁,就学这劳什子。我二十年来,除了为它废时失业而外,又是没有得一文好处。可是,我至今还爱它。遇到月明之夜,在月光下就哼哼唧唧,‘今夜月明人尽望’,遇到春天花红柳绿,在东风下,又哼哼唧唧,‘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刚来北京时,他兼几份工作,很辛苦,但工作之余,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曾写道:“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大全》。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并不认为“旧诗”有什么不好,他宣称自己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 时,一直都很坦然。当初,新文学家“颇以旧诗人之颓废,詈为无病而呻”,对此,他亦不以为然。一次,他借梁任公的诗“生平不作呻吟语”而加以发挥,认为:“虽胸襟不凡,然就诗言之,殊属矫枉过正。盖无病而呻,自属不可,有病而不呻,非人情也,亦非诗情也。” 那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为旧诗,乃至为古典文化辩护。他认为,旧诗的价值,至少“有令人记诵的魔力,不像新诗会受人家的厌弃”。他说,“设若任取一本旧诗给人看,除非那人根本上不爱诗便了,否则他决不能说看了头痛。”他还谈到自己昔日读旧诗的体会:“旧诗的近体,诚然是有些束缚人的(但是作家功夫到家,也不受它的束缚),古体却不如此。读者若是偶然肯翻一翻唐诗,念一念《将进酒》、《高轩过》、《蜀道难》,那样才气纵横的文字,你才知道旧诗一点不会束缚人。”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 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数年之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更含蓄地谈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还“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 的。这怕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三四十年代已被建构为绝对正确的历史性话语,并被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内化为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身在其中的张恨水,固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

(原标题:张恨水居京雅趣)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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