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是征信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目的是为投资机构提供债券等投资品的信息和买进、卖出还是持有等决策建议。按说评级本身是个好东西，但当今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却形成了难以约束的国际评级霸权，就连西方七国集团（G7）均在其中的二十国集团（G20）也一致要求改革信用评级、建立针对国际信用评级的监管机制。

需要看到，评级机构本身是收费服务的，出具的评级报告理论上也只是咨询意见。但三个因素导致西方三大机构成为国际评级霸权。

一是三大机构决定着西方金融界“把钱给谁”，由于西方的大型金融投资机构从上游把持了世界上大多数资金流的来源，因此评级成了引导这些资金流下游走向的最关键因素；

二是越来越多国家依赖发债度日，包括很多西方国家在内，由于债台高筑几乎都在向大型金融投资机构借钱，于是三大机构的评级报告也就有了决定这些国家债券前景的魔力；

最为关键的则是第三，三大机构的权力被法律化了。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便要求货币市场基金所投资的标的必须要有机构的评级，并禁止银行投资BBB级别以下的债券，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认证制度，此后40多年只有“三大”获得了认证，从而具有了法律上的垄断地位。可见，三大机构的评级霸权，是若干国家的国债依赖西方资本购买，以及西方法律赋予其特权共同导致的。

中国不在西方市场发行国债，因此，不久前穆迪下调中国国债评级，并不会对中国国债的发行产生影响。但随着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西方评级机构对这部分需求有着巨大影响。西方评级机构下调中国国债评级，将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时要付出更多利息。因此，不久前中国财政部不经西方机构评级，便直接在香港市场发行国债，而且收到各方疯抢。这一“非常规”举措，堪称对国际评级霸权的坚决回击。

更重要的是，抗击国际评级霸权，也要有常规举措，这就凸显出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出具公允合理评级报告的重大意义。

美国国债在西方市场上有着基础投资品的地位，因为被假设成了“零风险”。然而，这种假设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明明就是“皇帝的新衣”。

大公国际指出，在党派斗争所构建的美国政治生态下，执政党以党派利益为优先，难以集中精力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长期负向作用使美国中央政府偿债来源继续恶化，且这一趋势因政府大规模减税呈加速之势，对债务经济模式的愈加依赖将持续削弱中央政府偿债能力。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现实，西方三大评级机构就是假装看不见。

目前，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的客户群主要在中国市场上，因此，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对美国国债的发行影响极其有限。但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民币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必然提升，中国的征信能力也就必须主动国际化。以公允合理的评级机制抗击国际评级霸权，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来源：微信公众号 北京日报公道 作者 贾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