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世仁

随着新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中特别强调的“老城的保护与复兴”话题引发人们热议，关于古迹重建也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么，“老城的保护与复兴”到底需要不需要重建古迹？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的观点是：“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现有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历史景观等实物遗存；而“复兴”则重在重现历史载体、历史信息和历史风貌。因此， 古都的“复兴”离不开古迹重建……

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至今在主流社会仍然是以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为基本准则。这个《宪章》的核心理念是在保护、修复古迹时必须保存它们现存的真实性，绝对禁止复原重建。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欧洲砖石结构建筑为主要对象、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观为导向的准则。但是运用到类似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以木结构为主，又经常改建重建的古迹时就出现了尴尬：哪个年代、什么状态的算是原来的“真实性”？多次改建、重建过的史迹是不是就失去了“真实性”？为此，1994年许多国家的代表在日本奈良开会，通过了一个叫《关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奈良宣言》，获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并公布于世。《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对“真实性”的检测要“尊重每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保护遗产的目标主要是保护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遗产的“真实性”不仅指现存的实物形式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是真实的。《宣言》公布后，引发不少国家通过重建已经消失的古迹再现其历史价值的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的”，要逐级通过主管部门审批。这个规定在执行上明显地缺乏科学论证，一是主体客体都不明确，“不可移动文物”除了国家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指定保护的对象以外，其他的由谁来指定“不得在原址重建”？二是“特殊情况”如何界定？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批准的“特殊情况”多数是红色遗迹。像圆明园等遗址，国家批准的规划则是可以重建原有建筑的十分之一（约1.2万平方米）；香山是全部恢复二十八景……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批准的承德避暑山庄整修计划中，则规定了不少要求重建的项目。

由于法规的泛指性，出现了许多原址重建的项目，它们原来没有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可以不受文物法规约束，但又是不可移动文物，有文物的属性，文物主管部门可以过问，而现实中由于历史文化复兴的需求，公众的呼吁，把它们恢复起来势在必行。这就出现了在文物保护、文化复兴、城市建设三者夹缝中重建古迹的现象——重现历史文化景观。于是，北京从1989年重建地坛西门“广厚街”牌坊起，陆续恢复了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天桥、五牌楼、大高玄殿前牌坊、外城东南角楼、前门大街古店铺等历史景观。应该说，对这些古迹的重建是很慎重的，所有项目都经过严格的考据，反复论证，尽可能接近原状。

这种重建是在造“假古董”吗？我认为，建筑物是公共产品，不是私人或博物馆藏品，除了少数年代特别久远珍稀的遗存外，大多数不能当作“古董”被收藏，特别是在中国，更多是作为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王朝更迭的见证向公众展示。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是见证历史的载体，它们的真与假首先要看所承载的历史是真是假，而不是现在实物的时间是真是假。当然，时下有些地方确实在造假古董，例如，某某好汉聚义的山寨，某某名妓待客的青楼……不但形式是假的，故事情节也是编造的，当然不属于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