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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法院汤河口法庭:日常工作是下乡 扎根大山守望公正

2017-11-30 15:02 北京晚报 admin

2017年11月30日讯,怀柔法院汤河口法庭是全市派出法庭中距北京城区最远的法庭,被誉为北京的“北极法庭”。它也是全市法庭管辖面积最大的法庭,共下辖40个自然村,辖区98%的面积为山区,常住人口仅3.5万人,地广人稀。这意味着法官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花费在了路途奔波之中。

法庭大楼的外墙上,悬挂着“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标语,这是汤河口的法庭精神。建庭至今62年,从骑马进山办案,到远程视频法庭的建立,一代代干警们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到大山深处。

历史:一人一马一杆枪 父子庭长扎根山区

1955年,汤河口法庭正式成立,彼时,法庭还隶属于河北省,后划归北京。苏文海被任命为汤河口法庭的首任庭长,不过,他这个庭长却是个“光杆司令”,因为整个法庭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

“一人、一马、一杆枪”,苏文海便在汤河口扎下了根。

苏文海的儿子苏天成就出生在汤河口,后来,苏天成成为了汤河口法庭的第四任庭长。对父亲当时的工作环境,他还有几分记忆。

汤河口派出所内的一间小房子是苏文海的办公室。当时,汤河口全年的民刑事案件约有二三十件,均由苏文海办理,而每起案件几乎都需要下乡。山区里的沟沟坎坎、小路幽径,苏文海都十分熟悉,用包袱皮背着案卷一去就是几个月。直到现在,如果向山区里七八十岁的老人问起法院的“老苏”,他们一定还记得那个身影。

“当时法庭有一匹大白马,父亲下乡办案的时候,就骑着马,带一把手枪。”苏天成说,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条件十分艰苦,在山里容易遇到各种危险,有了马和枪,父亲下乡就方便一些。但也因为有了马,父亲在工作之余还要四处找草料喂马、洗马,当起兼职“马夫”。

虽然法庭只有他一个人,但在苏文海眼里,这匹马并非是他的专属财产。只要不是因公外出,苏文海从不会劳烦他的“马伙计”,宁可靠双脚一步步走出大山,沿途走到哪里便就地借宿一晚。苏天成说,父亲曾教导他“马是法庭的,是国家的东西我就不能骑”。

1986年,苏天成就任汤河口法庭庭长。他回家时偶尔和父亲聊起法庭的变化,苏文海感慨道:“你们现在强多了,那时候,我一个人都吃不上正经饭。”

当时,法庭已经有了独立的办公院落,下乡也有了每天一班的公交车。但即使如此,在苏天成的记忆里,在法庭工作也是极其艰苦的回忆。

汤河口的冬天尤其难熬。大雪封山,公交车不通,法庭的工作人员都无法回家。一下雪,他们便要在法庭住上至少十天半个月。最长的一次,整整两个月,他们都没有离开过法庭。

发展:45公里的山路 法官们跋涉了十多个小时

汤河口法庭第三任庭长张绍福曾在下乡期间突遇大雪封山,他和两名同事乘坐公交车下乡,却在返回前遇上了大雪。封山的时间无法预计,为了不耽误法庭的工作,几人商量后,决定步行下山。从下午到深夜,他们硬是靠双脚走完了45公里的山路,跋涉了十多个小时回到了法庭。

在法庭值班的崔建军打开门时,看到的是三个满身积雪的“雪人”。

随着怀柔法院和干警们的努力,法庭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现任汤河口法庭庭长陶杰已经是第十二任庭长,法庭也有了独立的院落和办公楼,并配备了车辆。

陶杰带领的法官队伍平均年龄只有31岁,大多是年轻的“90后”,干劲十足。现在,汤河口法庭的年收案量已经超过500件,而法官们的日常工作仍然是下乡。

数月前,一位游客在喇叭沟门森林公园游玩时,不慎从高台上摔下受伤,游客将公园起诉至汤河口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公园应赔偿游客相应损失。

案件虽然审结了,但陶杰仍然放心不下,由于案发地并没有设置护栏等保护措施,如果不加修理可能仍会继续发生伤害事故。于是,陶杰在向公园发送了司法建议后,再次驱车来到公园。

经过一个小时的山路行驶,记者跟随陶杰来到了现场。而在案发地,记者看到公园并没有增加保护措施,泥土地上的塌陷坑仍在。

公园经理不停地向陶杰诉苦,这处大坑他们填了多次,但因为山里雨水多,总是被再次冲开。陶杰严肃地对公园经理进行了教育,督促园方落实司法建议,并要对游客尽到安全提醒义务。

“一个小时的路不算远了,有些村落要开三个小时山路才能到,‘坐堂问案’是不可能的。”陶杰对路上的奔波已经习以为常。不光是奔波之苦,有些“房顶勘查”还需要法官有矫健的身手,“马扎开庭”、“炕头开庭”更是常态。

虽然现在道路畅通了,但冬天下乡仍然有不小的风险。曾有干警在结冰的山路上遇到车辆失控,车身在路面上旋转了360度,险些掉下山崖。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午饭需待晚上吃,晚饭不知何时吃。”这个顺口溜可以说是汤河口法官工作的真实写照。

创新:多元化解纠纷 村里调解最管用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老百姓的建筑工程纠纷也逐渐增多,案件标的额随之增大。由于此类纠纷通常会涉及大量村民,一味依靠判决并非上策。

针对这种情况,汤河口法庭建立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新机制,通过调解员、镇政府、村委会、法庭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多方协作,共同解决纠纷。这个模式使得大量纠纷还未诉至法院就得到了圆满处理,受案数呈现负增长。2016年,法庭收案量同比下降了17.6%,每年有200余件纠纷在诉前化解。

“这儿的老百姓很淳朴,但认死理。”胡光明法官已经在汤河口法庭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和这些管法官叫“大人”、管法院叫“政府”的百姓打交道。由于山区百姓的法律知识有限,法官需要从头开始向他们讲解法律知识。

胡光明说,实际上很多村民之间产生纠纷的缘由,只是一个“扣”没解开,双方便都较着劲。曾经有一位当事人开着奥迪车三番五次往法庭跑,只是为了要回两袋面粉。对方也不示弱,表态“既然你起诉了我就跟你斗到底”。面对这样的当事人,适当用上村规民约,请求村里民调员的协助,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曾有一起案件涉及到土地承包人收回土地后,土地上的祖坟需要迁走的纠纷。在村里,迁坟是件大事,双方争执不下,起诉到了法院。陶杰来到村里了解情况,一位老人家告诉陶杰,早些年村里也有过迁坟的事情,“坟不是不能迁,但得有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有了这话,陶杰请村委会进行了调解,最终坟顺利迁出,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法官的努力下,汤河口法庭的诉讼调撤率达到了70%,一审服判息诉率在95%以上。

特色:“祖传”的小册子 将法庭建成家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干警们只有周三、周五可以回家,平日里他们就吃住在法庭。法庭年轻的干警们便利用吃饭、赶路的时间向老同志们请教,无话不谈。

王泽华是今年考入怀柔法院的新人,刚来到法庭四个月。作为书记员,王泽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难听懂当事人的方言。“有些人本来说话就快,再加一些‘歇晌儿’、‘连桥儿’之类的词,根本就听不懂。”

为了帮助年轻人尽快熟悉工作,汤河口法庭有一本“祖传”的小册子,上面收集了当地百姓的俗语、村规民约等接地气的资料。“平时多看看,有不会的赶紧跟前辈请教,慢慢就上手了。”王泽华说。

定期召开的法官会议,也让年轻人能更多地接触到疑难案件,并从中学习如何处理。如何利用村委会、民调员开展工作,怎样和当地百姓打交道,老法官都愿意倾囊相授。

“法庭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陶杰说,鉴于干警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现实状况,法庭提出了“家·庭”党建工程,让庭成家,通过日常沟通全面了解大家的需求和困难,也把大家对法庭的责任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刘苏雅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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