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艾滋病所管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由民警挑梁，而医疗救治的重担则由利康医院的医务人员负责。利康医院内一科主任戴晶平便是其中的代表。同事们口中的“戴主任”，既是职务称谓，也代表着由衷的尊敬。从检测出利康第一个HIV阳性感染者至今，戴晶平自学成才，在十余年间医治了数百名艾滋病所管人员。戴晶平说，守在这样一群特殊的病人身边，就是因为他们更需要帮助。

半路出家自学成才 也曾后怕疑神疑鬼

一头利落的短发，温润的面庞上架着一副淡粉色的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温婉和善，记者面前的戴晶平丝毫没有风风火火的强势，甚至偶尔有限腼腆，却自带着一种让人能马上平静下来的气场。

这种平和镇定的状态，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特别契合。

戴晶平平时要面对的感染者不仅携带HIV病毒，很多还伴有性病、皮肤病、肺结核、水痘、卡氏肺孢子虫肺炎以及内脏疾病等，且大部分病症都有传染性。对每个感染者，医务人员都要定期进行全身体检，血液检查、心脏检查，拍胸片及CD4细胞含量和病毒载量检测，全面评估所管人员的身体状况，排查基础疾病。

如果艾滋病感染者处于发病期，对医务人员而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患者会皮肤溃烂，脓血渗出。而这时，戴晶平还必须近距离跟这些感染者接触，触碰他们的皮肤，擦拭消毒，检查身体状况。

戴晶平说：“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平时必须要做好防护，戴手套口罩。但是为感染者穿刺、手术、查体确实都是高危的感染途径。”

很难想象，如今这个被感染者视作守护神一般存在的“戴主任”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其实是半路出家。20年前，学习临床医学的戴晶平大学毕业，通过双向选择走进了利康医院。当时的利康医院还是以医治社会人员为主，只有少量利康所管人员会在此求医。

原本，戴晶平给自己设定的职业轨迹，就是做一个内科大夫，在日复一日的接诊中，悬壶济世。十多年前，戴晶平给一名所管人员体检时，检测出HIV阳性结果，这是利康所收治的第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从那时候开始，医生戴晶平才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

戴晶平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那么透彻，而且她当时也不过才30岁。刚开始面对艾滋病感染者，特别是当他们还伴有肺结核、水痘等传染病时，戴晶平一样紧张。

“那时候，给感染者查体，或者做外科手术之后，后怕得睡不着觉。疑神疑鬼地回想，自己手套戴好了没有，器械有没有划到哪儿，有没有碰到感染者的血液？把整个过程反反复复回忆好几遍才能踏实。”戴晶平说罢哈哈大笑。

买书、参加培训、跟合作医院的专家请教，戴晶平开始从零学起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当系统了解了病毒的传播途径、存活能力等知识之后，戴晶平才逐渐打消了自己的顾虑，并向感染者进行基础教育和流行病宣传。

危险的抢救

在一次例行巡诊时，戴晶平发现艾滋病所管人员吉某的身上出现了散见的水疱。她立刻警觉起来，这是患者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信号，一旦感染之后病情发展非常迅速。戴晶平马上安排吉某入住利康医院住院部。

两天后，正在出门诊的戴晶平接到值班医生的电话：“吉某突然高烧，41度2，呼吸急促，情况不好……”。

戴晶平立刻跑回病房，看到吉某虚弱地躺在床上，满脸通红、嘴唇青紫，满身脓包，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好皮。不少脓包已经破溃，脓液混杂着血液把病号服、床单染都得血迹斑斑。

戴晶平正准备给他做检查，吉某却突然睁开了眼睛，嘴唇蠕动着，声音微弱地几乎听不到。

戴晶平想都没想，俯下身子，把耳朵尽量地贴近。吉某费劲地挤出了几个字：“戴主任，我是不是快死了……”

“想什么呢，你一大小伙子，发个烧算什么事儿，放心吧，这是起水痘的正常反应……”戴晶平表面镇定地跟吉某调侃着，一边组织医护民警果断采取措施，吸氧，心电监护，CT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印证了戴晶平的判断，吉某已经合并感染卡氏肺孢子虫肺炎，且血氧含量很低，病情十分危重。

对症用药，再配合吸氧之后几个小时后，吉某的体温逐渐下降，嘴唇也渐渐红润了起来。正是因为几天前戴晶平巡诊时发现了吉某的发病先兆，给他赢取了救治的时间和生的机会。

走出抢救室，想到吉某的血液、体液、呼吸道都具有高度传播病毒的风险，戴晶平反复叮嘱值班医生和大队民警做好防护工作。

同时，为避免引起病区内其他艾滋病所管人员出现心理恐慌，她又跟值班大队长沟通，相互配合安抚其他病患，尽可能地减少安全隐患。

一周之后，吉某的病情完全稳定下来。他对查房的戴晶平说：“戴主任，那天发烧啥情况我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您对我说，治这个病最拿手……我信您，谢谢您！”

而戴晶平如今回忆起这段经历，对当时自己所处的危险只字未提，她只记得，后来吉某出所了，变得对生活很积极，“感觉像是捡回一条命，得好好活着”。

最怕感染者不吃药

在采访过程中，对于那些紧张危险的抢救经历，戴晶平始终轻描淡写。平静得连声调都保持一致的讲述，让人感觉似乎没什么事能让她着急上火。可事实上，面对感染者，戴晶平也有一“怕”--怕他们不吃药。

“有些感染者亲眼见过发病死亡的人，因此破罐破摔，根本不相信抗病毒治疗的药物会有效；有的则因服药后有不良反应，对服药很抵触。”戴晶平说，每次查房巡诊时，她都得不厌其烦地跟感染者介绍服药的重要性。用其他人服药后身体的改变，和服药前后CD4水平的比较让他们认识到，按时服药是可以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

感染者张某一开始是愿意服药的，但服药后马上显现出药物反应，恶心、头晕、身上也起了皮疹。服药的好处还没看到，但痛苦却实实在在折磨着自己，张某不仅对药物治疗没了信心，甚至不再相信医护人员。

他没好气儿地指责戴晶平：“你说吃药有好处，我不吃还好好的，吃了反倒难受，我吃不了了，再也不吃了！”

戴晶平说，当时，张某的CD4数值已经很低了，说明免疫力非常低下。如果不持续用药，很可能出现感染等病发病。但是，艾滋病用药和其他疾病不同，是否服药必须遵从感染者自愿的原则，如果张某就是不吃药，谁也不能强迫，可一旦进入发病期，就可能危及生命。

戴晶平没在意张某强硬的指责，只是自心里替他着急。她先是专门咨询了佑安医院的专家，将张某服药后的反应详细陈述。专家表示，可以继续服药，认真观察，药物反应如果好转就可以继续服药，如果皮疹持续，肝功指标异常，就立即停药。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戴晶平在巡诊时又专门找张某，把专家的意见如实转告。

“我希望你坚持一下，如果过两天药物反应不见好，我一定给你停药。”在此后的三五天时间里，只要戴晶平来巡诊，都会亲自为张某检查，再单独劝劝他。

戴晶平的关心让张某看在眼里，他知道，戴主任是真的为了他好，终于听进劝告，继续服药。药物反应很快就消失了。

利康所收治的所管人员中最长的已经感染艾滋病毒20余年，这些实例让其他感染者对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身体状况有了期待，积极配合治疗。戴晶平说，以前感染者自愿服药的比例比较低，现在80%左右的所管人员都能自愿服药控制病情。

感染者最关心“还能活多久”

“他们更需要帮助”

有一次，为了给一名所管人员交代病情，鼓励他积极治疗，戴晶平耐心地陪着拉家常，聊了几个小时。从大队出来，夜已经深了。回到值班室，看到手机上好几个未接电话和短信，这才猛然想起，当天他们两口子都值班，她原本答应给正在上中考冲刺补习班的儿子订晚餐的，竟然忘了。

戴晶平满心愧疚地点开了儿子发来的短信：“妈妈，我到家了，你给我点的外卖什么时候到啊？”“妈妈，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我好饿啊！”“妈妈，太晚了，我吃点饼干先睡了……”看着一条接一条短信，戴晶平哭了。

“这么多年，就是亏欠家人太多了。”戴晶平顿了一下，又说：“当医生都这样。”

可是，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从医的心愿，戴晶平可以有很多选择。在社会医院里做个内科大夫，也许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也不至于承担这么大的感染风险。但戴晶平却选择守在这里，守在一群有毒瘾、同性性行为、生活不检点、触犯了法律，并且被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所歧视的艾滋病所管人员身旁。

对此，戴晶平说：“作为一个医生，我首先是把他们看作病人，其次才是所管人员。”从接触第一个艾滋病所管人员至今，十几年的时间，戴晶平已经医治了几百个艾滋病所管人员。是什么让她坚持下来，救治这些特殊的病人？

“把病人治好，这是医者仁心。”戴晶平告诉记者，这些感染者中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艾滋病，认为是绝症，无药可救，所以她被问得最多的就是“我还能活多久？”“他们对自己的病有很多误区，也饱受社会歧视，我觉得他们更需要帮助。”

在检查时，戴晶平要详细了解每个所管人员的个人情况，包括感染原因。很多人把自己并不光彩的感染经历很坦诚地告诉她，这让戴晶平感受到一份强烈的信任。
还有的人，戴晶平给他们检查了之后，他们总想还找戴主任给看，想找戴主任聊聊天。不管病人是谁，戴晶平在意这种反馈：“这就是对医生最大的肯定，是很大的职业荣誉。”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