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不久，另一起案件已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两岁7个月的女儿前往位于大兴金苑路金融大厦的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大兴支公司应聘，面试时孩子交给她的朋友，也是该保险公司员工的郭某照顾，不料，孩子玩耍中从四楼楼梯的缝隙中坠地身亡。

同是孩子坠楼，家长、物业乃至与此有关的各方，到底谁该负责谁不该负责，建筑物从楼梯到天台的设计，是否必须要考虑到幼儿们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家长们遭遇的悲剧，是否也算得上是开发商或物业的无妄之灾？

案例1

12岁女童天台坠亡 无护栏成家属追责重点

今年4月17号，家住顺义某小区的女子李某霞的天，塌下来了。她12岁的女儿从自家阁楼的窗户跨出，走上外面的楼顶平台，从14层高的楼顶坠落身亡。现在没人能准确地知道她为什么要跨出窗户，更没人知道孩子是怎么摔下去的，李某霞知道的是，身患糖尿病已无法再生育的她，在这一天，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房子的业主是李某霞的姐姐李某燕。自从2014年交房，姐妹俩带着孩子胡某一直住在这里。在起诉书中，原告提到，自家阁楼外侧就是天台，打开窗户就可以进入。天台临空之处没有任何诸如护栏之类的保护设施，就算是大白天，也一样存在坠落的可能。但即使如此，开发商向小区业主发放的《装修须知》中也明确提及“禁止安装外护栏”。李某霞认为，根据住宅设计的相关国家标准，“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顶的临空处，6层和6层以下的栏杆净高不能低于1.05米，7层及以上不得低于1.10米”。此外，护栏必须采用防止儿童攀登的构造，垂直的栏杆间距不得大于0.11米。显然，这个楼顶的设计，并不符合强制性国标。

李某霞认为，正是因为设计施工上的问题，导致了孩子坠亡，开发商应为此承担责任。

庭审当中，被告方开发商的代理律师完全否认本方在这起悲剧中存在责任。开发商在事发后也曾进行了现场勘查，确认这个地方只有从窗户爬出去才可到达。“死者已经12岁了，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不是故意跳出去的话，不会造成死亡。”律师同时认为，依据设计规范，天台并不属于必须安装护栏的范围。“这个天台，在入住合约当中已经写明属于‘非上人屋面’，这个位置属于公用设施，本来就是不允许上人的。”

对此，原告一方表示，是不是“非上人屋面”，不是通过入住合约就确定的，首先要看天台的功能、出入便利程度。“如果是非常轻易就可以上去的地方，却定义成非上人屋面，不能说服法庭。”原告称，这个天台一直有人利用，有人晾晒衣服，有人种草、养花、养鸽子，开发商说它是“非上人屋面”不符合实际。

在庭审中，被告一方提及，胡某在坠楼之前，其母督促孩子写作业时，曾批评她玩手机。“她的大姨也因为孩子说谎打过她一次。她是小学生，已经有行为上的意识了，若不是自己要从窗户爬出去，也不会导致坠楼的结果。”原告当即反驳说，孩子性格开朗，只是不爱写作业，在学习上有惰性。她为此被批评也非止一次，并非是因为突然遭受批评而想不开。“被告的推理不严谨。”

由于被告一方拒绝调解，此案将择期再审，法院也将直接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查。

案例2

临时看护疏忽 幼童从栏杆缝隙掉出

仅仅两岁7个月就告别人世的于某似乎更令人唏嘘。该案在北京二中院二审时，法官当庭播放了事发时的录像，旁听席上诸人虽早有了思想准备，还是禁不住不断传出“哎呦、哎呦”的带着心痛的失声惊呼。

这一场惨剧发生在去年2月29日。监控画面中，2岁多的小姑娘沿着楼梯从三层蹒跚着攀爬到四楼，看上去正玩得高兴，在四楼楼梯栏杆处，她的小身体从栏杆缝隙处向外挪动，电光石火之间，突然消失不见了。短短几秒之内，从三楼冲上来一名女子，惊慌地朝下张望。

一审法院查明，去年2月29日，孩子的母亲于丽接受了自己的朋友，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郭某的邀请，带着孩子前往保险公司面试。在此期间，孩子交由郭某照管，却不慎发生意外。一审法院认定，大厦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多元电气公司、保险公司和郭某分别承担40%、30%、20%的责任。孩子母亲于丽承担10%责任。这三方均表示不服，上诉至北京二中院。

庭审中，三方认为，自己这边或是根本不该承担责任，或是即使承担，也不该是这个比例。产权方说，作为一个金融大厦，租客们基本全是金融类的公司，没有餐饮类，没有让孩子玩耍的地方，本就不是孩子该出没的地方。况且家长带着孩子进来，谁能想到竟然出现照顾不周的情况？

郭某的代理人则表示，郭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招聘是郭某的工作职责，帮着应聘者带孩子，也是为了她能更好的进行面试。”但这一点立即遭到保险公司的反对：有谁指示你去带孩子了？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公司确实有责任，孩子当时跟母亲来参加面试，公司应该及时劝阻。但事发处是大厦的公共区域，已经脱离了保险公司承租的范围。同时，员工郭某确实有招聘业务，但是公司并没有授权她，让她允许应聘者带着孩子来，也没有授权她去看护孩子。

在法庭辩论阶段，上诉方多元公司代理人提出了一个细节：孩子母亲于丽曾经在和自己的朋友，保险公司业务员郭某的短信里说，当天孩子应该去幼儿园，但是孩子闹着不想去，她也就没让孩子去。“这就说明，本来她是有条件将孩子送到幼儿园的，但是她没有，在面试过程中，她也看见郭某带着孩子在楼道里玩耍，她本人应该是有监护责任的，但是她没有尽到义务。”

于家的代理人在法庭辩论中说，这个大厦是公开场所，于丽带孩子进入的时候，各方都没有阻止和提醒。她本人是不可能知道这座大厦存在安全隐患。她进入大厦，并没有过错。于和郭是朋友，郭有育儿经验，又是保险公司员工，在她帮助看孩子的时候，手头也没有其他工作。这些怎能成为一个孩子妈妈不负责任的说辞？“孩子死亡后，于丽的精神崩溃，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恢复。”

目前本案二审尚未宣判。

剖析

涉及众多法律责任划分是最大焦点

记者于庭后回访了位于大兴的金融大厦。这里的楼梯宽2米左右，扶手间空隙用有机玻璃挡住。据在这里租用房屋的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去年的孩子坠楼事件发生后，楼梯扶手间的小缝隙也都被挡板挡住。

是不是商业楼宇的楼梯设计都需要在细节上如此小心？记者选择两处儿童教育机构集中的商业中心观察。在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内天井面积巨大，二层和四层有大量儿童教育机构，从学龄前至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随处可见。记者注意到，内天井周边护栏同样全部被有机玻璃封闭，相关提示也较为醒目。在崇文门附近的新活馆，内天井和电梯旁临空位置上，有机玻璃挡板比金属扶手高出约30厘米，且醒目的提示牌每隔数米就悬挂一面。

对于于某坠亡案的一审判决，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认为，按照二审庭审中的各方说法，郭某的行为应当属于职务行为，她所承担的20%的赔偿责任，若能确定为保险公司一并承担似乎更为理想。当然，她在整个事件中的所应承担的责任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她的疏忽才导致了孩子坠亡。保险公司在履行了赔偿责任之后，理所当然可向她追偿。“产权单位被判应承担40%责任，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产权单位以‘我是金融大厦，没有餐饮和幼教’的理由忽视安全设施的说法存在一定问题，当然，从辩护思路上说，这个角度有一定道理，不过，没有哪条法律会支持‘金融大厦盖起来了，孩子不能进’的说法。除了那些重点保密的地方，有哪些单位会完全禁止员工偶尔带孩子进入？”

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说，在天台坠楼案中，可能的责任主体包括监护人与房屋出卖机构。根据庭审中的信息，可以发现孩子的母亲在履行监护责任上有瑕疵，放任孩子打开窗户去天台。不过考虑到孩子已经12岁，对于一般的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因此在责任分配上，孩子的母亲可能会较轻一点。房地产公司一方，尽管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合同未对天台等楼房共有部分作出约定，但依据法律规定，天台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房地产公司对天台的安全标准具有保障的义务。根据《合同法》，建筑物存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情况构成侵权或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

韩骁律师说，两个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非常多，《民法总则》、《婚姻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均有涉及。其中的法律关系包括监护人责任、看管责任、侵权责任等。

李军律师认为，两起案件有颇多的共性，如侵权责任的如何划分、建筑国标是否适用等。“设施上是否齐备，当然是法官最后确定责任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即使设施符合要求，开发商、产权人一方是否进行了足够的警示，也同样会对最终承担责任的比例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孩子天台坠亡案当中，开发商或物业是否在小区内有明确的警示标志，禁止居民登上天台，都将是法官考量的内容。”（两案死者家庭成员均为化名）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