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斗蛐蛐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个摊位一般都能赚上数万元。“斗蛐蛐”是个古老的游戏，从抓到卖到“上阵”，张清才只是其中的“一环”，33岁的他已经在这里呆了19年。

不过，今年他只在摊位上露了几次面，更多时间是妻子守着摊位。因为今年开始出现一些黑心商贩以人工养殖的蛐蛐，冒充山东野生蛐蛐出售。为了防止收购到这样的产品，张清才决定亲自下田地去抓蛐蛐。

    四九城最大蛐蛐集散地

阜成门内著名的福绥境公社大楼，其地下室用作了“白塔寺旅馆”。楼门前至旅馆这条十多米长的甬路，路旁就是卖蛐蛐的摊位。山东来的商贩们都住在这儿。

中午挺热，山东大汉张清才脱了个光膀子，拿起烙饼卷酱肉，囫囵吃了几口。他坐在了旅馆门口的摊位前。每个秋天的八月末至十月初，这里都会出现一排蛐蛐摊位，他和妻子便是其中一员。络绎不绝的北京玩家一一查看小罐子里面虫儿的品相、打探价格，待差不多谈妥了，时常到旁边小店叫来两瓶啤酒，请张清才喝上一瓶，聊聊今年蛐蛐市场、圈儿里轶事，这笔生意就算成了。

这些摊位前面都摆着纸箱或是编织篮子，里面装着巴掌大小的白瓷罐，每个罐子里则是一只蛐蛐。俗称“三尾儿”的母蛐蛐“待遇”稍差，它们的白瓷罐比起“战士”们的要小不少。

几名摊主坐在花池子边缘上，屁股下面铺张报纸，“豪华”的马扎儿小凳都得留给顾客们。来到这里的北京玩主中不少衣冠楚楚，但往马扎上一坐，两条腿就劈开了，兜里摸出香烟却顾不上抽，因为嘴被一根蛐蛐草探子占了。

一个个写着“特”的小白瓷罐被打开，探子“打”两下，里面传来嘟嘟的叫声。这十多个摊位上算起来至少得有近千个罐子，若是嫌蛐蛐品相不好，旁边的筐里还有“特A”、“特极品”。反正没有写着“一般”或是“差”的，“那样的蛐蛐我们就不倒腾了。”

不远处的一个摊位前传来“抬杠”的声音，“你这眼力还卖蛐蛐呢？让我说这蛐蛐有六厘。”老先生笑着调侃卖家，因为卖家说这只蛐蛐只有五厘五。“厘”是行家们对蛐蛐重量的衡量单位，更大更重的蛐蛐可能拥有更强的“战斗力”，自然也要卖更高的价钱。老先生年年来这里，早和摊主们混成了朋友，于是这番争执，其实也是为这条小小的蛐蛐获得更高的身价。

“你不信？咱现在量。”老先生从腰包里掏出个如手机大小的电子秤，放平调零再一称，这条蛐蛐足足六厘二。别看老先生说对了，自己却谦虚起来，“在官园这儿，我的眼光远远算不上什么。看见那位大哥了吗？是好是坏，得让他来掌掌眼。”其实“那位大哥”只是他谦虚的“台阶”。

他们身后的小花园里，已有斗蟋蟀的爱好者拿着刚刚挑选的蛐蛐开战。“谁说你是二爷了？你这虫儿不错。”这是胜利者在表示谦虚。老北京人尊称彼此为“爷”，但唯独在斗虫的秋季，“二爷”成了一个损人的称呼，专门用来形容斗虫儿的失败者，或是对虫儿看走眼的棒槌门外汉。

    一个黄金季节能挣几万

这些摊主中“扛把子”的“老三”便是张清才。蛐蛐的价钱则没有定论，摊主们张口要价每条蛐蛐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北京玩家们坐地还价，直接划掉一个“0”是常有的事儿。摊主们以妇女居多，比如张清才的妻子张清玲。

男人们此时则要么在老玉米地里抓蛐蛐，要么在村子里走街串巷收蛐蛐，要么在把蛐蛐送到北京的火车上。

大家全都来自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的尤集村，彼此沾亲带故。山东宁津的蛐蛐在全国都颇有名气，传说原因不一，有的说是宋徽宗被俘虏时，把心爱的蛐蛐撒在了宁津，也有的说是慈禧太后采购蛐蛐的车翻倒在宁津。它们繁衍后代，是全国公认的“最强斗士”。

夏末至中秋这段时间蛐蛐长成，是斗虫儿的黄金季节，也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每个摊主每年都能卖出几百条至上千条虫，算下来至少能挣到几万块。若是得到一些极品虫儿，一条没准就能挣几千块，但这种好运气几年也未必遇到一次。由于现在高铁等交通非常便捷，虫儿在路上死亡的损失微乎其微。

    假冒行为逼他亲自下地抓

张清才平时的工作是旅游车司机，现在常年在北京拉旅游团跑来跑去，“挣钱不少，但是我喜欢老官园这儿，也喜欢做蛐蛐的生意。”因此到了季节，还是会来卖虫儿。

他的“喜欢”源于自小就被京津玩家开发出了一种“情结”。1984年他出生，小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村子里的生活并不算富裕，但每年到了此时，都会有京津两地人来到村子里收蛐蛐。“我和同村孩子们经常抓蛐蛐来玩，但也就是听听叫唤。”有时候抓了蛐蛐，会被人家拦住，“小孩，给我看看你抓的蛐蛐呗。”接着，一些品相好的蛐蛐便会被几毛钱至几块钱的价钱买走。“那时候几块钱对孩子来说简直是一大笔钱，我的零食、玩具，都是这么来的啦。”

至稍大一点儿，张清才也了解到了老家蛐蛐行业的历史，后来村里便有人抓了蛐蛐到京津等地贩卖。

15岁那年也就是1999年，张清才第一次跟着舅爷一起来到了北京。“官园市场那么热闹，小小的蛐蛐到这里身价倍增。”当时老乡们常常住在阜成门外北营房胡同的一家“知青旅馆”，至2008年前后，那里拆迁改造，大伙儿便一起找到了福绥境公社大楼下面的“白塔寺旅馆”。

如今张清才已为人父，小小的蛐蛐不仅给了他第一桶金，也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乃至孩子的奶粉钱。他在北京找了挺稳定的工作，却舍不得离开这一行。

“今年我丈夫可厉害啦。”看摊的妻子逢人便夸耀丈夫一番。张清才解释，因为他今年亲自下老玉米地抓了不少蛐蛐。因蛐蛐受欢迎，有些“不讲规矩”的商贩，以“大缸里出来的”即人工繁殖的“白虫儿”蛐蛐冒充野生。这种货色在“战场”上表现较差，所以他一改往年“以收为主”的策略，回到老家亲自趁着夜色打着强光手电，到地里等待虫鸣声传来。

在摊位上，某个卖家、买家看走眼，买卖了“白虫儿”且斗输了，是大伙儿经常会说到的话题。“做生意得对顾客负责任，所以今年我决定自己去抓，以免耽误了玩家。”

他还注意到，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京津沪等流行斗蛐蛐地区的玩家，亲自开车前往山东收购蛐蛐。“生活水平不一样了嘛，现在都有车，几家人一起行动，到了我们那里，男人去找蛐蛐，女人带着孩子在附近旅游农家乐。”

为何始终舍不得换地方

在老乡们看来，地下室的居住环境远不及城市和乡村，阴暗潮湿且房费不低，但大家仍然不愿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继承了老官园的“血统”。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几经搬迁，落脚在阜成门桥北路东，市场后门外的小胡同，便是零散摆摊者们的地盘。2009年底，官园花鸟鱼虫市场改造停业后，胡同市场又坚持了几年，如今那些市场也都散去。曾经在这里摆摊的老乡们，有些转到十里河天骄文化园摆摊，有些去了更远的花鸟鱼虫市场，但张清才这一大家子人，却始终没舍得换地方，在距离官园市场几百米外的旅馆门口摆起摊。

“因为官园这里，既是北京内城，也是玩儿得最规矩的地方。”老官园的段子，在老玩家、老卖家的嘴里有些都成为了传说。当初混迹在官园后门外的一些孩子，如今都已是圈子里的资深。买条几毛钱的蛐蛐，找个人堆打一局，两只蛐蛐过招前后不过几秒钟到一两分钟，若是胜利成为“上风儿”，围观者中没准就有人出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买走。

若是这里出售的某一条蛐蛐取得了十连胜之类的骄人战绩，这一定会成为这个秋天的美谈。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张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