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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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的这本《群居的艺术》是一本有点不太好描述的书，就像他在前言中所说，世界很大，可以从不同侧面去描绘，而他决定将注意力放在人类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与社会上。或许我们对这本书的介绍，也只能挂一漏万。

辉格曾经给哲学家“指派”过一个任务——描绘一幅世界图景，如今他选择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本书中，他的侧重点集中在社会结构上，并努力阐明，在他心目中，当下我们所见到的大型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是哪些元素在维系着它。

在描绘这幅图景时，辉格使用了大量跨领域的学科知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他试图向我们证明，现实世界并非像弹球游戏或多米诺骨牌那样，由一根根独立的线性因果链组成，而是一张张因果网络。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不久前我们推荐过的另一本书《如何老去》中，只是后者的作者常青，将聚焦点放在了医学和养生领域。但其实这两本的作者都在提醒我们的是，在看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使用单因单果的逻辑，要接受事情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线性链条进行推导，每向前一步，也就意味着抛弃掉了更多的相关因素，也让我们所谓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局限，越来越不完整。“过分高估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常常将一个人在现实事务上的判断力拉低到不可救药的水平。”如辉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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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生活在以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大型社会中一员的我们，动辄面对几千万城市人口的数据，是否还能想象最初的人类社会规模？

在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推断，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这也就是著名的邓巴数。然则，今天打开我们的微信的联络人名单，很多人的联系人数量早已超越了邓巴数。人类是如何完成这样的超越的？

邓巴数限制在150人左右是因为社交会带来巨大记忆和认知负担，熟人和陌生人，我们需要用两种不同的态度对谈。对待熟人，我们会把他们当做血肉丰满的个体，会关注对方的喜好，会观察他的喜怒哀乐。而对陌生人，我们则很容易进行贴标签式的归类处理。

在人类社会产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以小型熟人社会作为社会结构的自然状态，因为更大更复杂的大型社会彼时尚未建立。那么，大型复杂社会，又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

在狩猎时代，人们尚且没有选择定居，这个时候他们身上也没有所谓的财产。但是随着人口和小型社群数量的增加，人们发现，定居生活中的农耕和畜牧，似乎可以将生存风险降低。

定居农业的出现，也为战争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动机——对财产的掠夺。即便相邻的部落彼此都看似安居，但他们都会想的是，因为我有畜群和存粮，所以对方攻击我是有利可图的，为避免这种情况，我必须先下手为强。这也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陷阱，揭示了即便从一个双方都毫无恶意、并不想攻击对方的逻辑起点开始，也会经过理性推导而得出主动发起攻击的结论，于是战争不可避免。

小型社会面对的安全困境，为定居社会的大型化提供了强大助力，因为只有足够强大的群体规模，才可能负担得起昂贵的防御设施，才能供养专职的警卫人员进行连续警戒。当然，社会逐渐的大型化，可以分裂出来的不仅仅是警卫人员，进一步的分工细化，让手工艺和艺术的相关从业者，也有了生存的空间。

所以，略带讽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其实只有在帝国权力的卵巢之下才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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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巴数尚未突破的小型群体中，人们维系彼此亲疏关系的方式，通常依据血缘关系。但是这种血缘关系在到了第四、第五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薄弱了。那么如何在扩大邓巴数的同时还要确保同一社群中的人口有某种相同的联结，以在关键的时刻一同抵御外敌、共同分担风险？仪式化的内容可以起到这样的纽带作用，如果我们都有相同的祖先的话。

每个定居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和始祖传说，始祖常常还会兼任创世之神，在吟诵和记忆共同祖先的一次次努力中，这些始祖的名称、形象和故事被固定下来，随着世代更替逐渐变得遥远而神秘，最终被神化，或者被赴会到某个既已存在的神灵上。辉格说，这些神话的存在，并非像后来一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试图为世界存在或人类起源给出一个可信解释，而只是为了强化血缘纽带的一种叙事方式。

战争的职业化和企业化也带动了大量技术创新，当这些技术发展到足够普及和廉价时，它们进而会用使用在农具和容器等和平用途。而与此同时，门客关系开始产生，我出钱长期雇佣你进行训练，为你提供食物、装备以及战争胜利时的战利品，而你则成为我的追随者。这种关系进一步拓展了社会边界，打破了宗族、亲缘界限。

师徒制、门派制也开始出现，非常典型的就是战国时期，职业官僚和专家取代了传统上世袭的高级职位。许多专业门类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哲学（道家）、制度与权术（法家）、军事（兵家）、医学（方技家）、工程（墨家）、历史、政治学、伦理学（儒家）……

这些门派内部的紧密程度不同，最严格的当属墨家。这些门徒不再受地理位置制约，可以散居各地，服务于不同的君主。

但是君权、帝国的建立，需要一套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门派也会在这个过程里被改造、被消灭、被去政治化。像墨家这样组织严密，不受官府控制的门派，虽一度最为兴盛，却也会被消灭得最为彻底。

同一时代的西欧，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和团体始终大量存在，这和西欧政治分类有关，教会始终独立于国家。

国家和私人团体在组织社会里是两股此消彼长的力量，当国家力量强大时，私人组织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其独立性和自治性也会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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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结构不断膨胀扩大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事情和方式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重复。比如人类为了巩固越来越稀疏的血缘关系而有了祭祖仪式和各种神话传说，而泛灵论这种今天看来蒙昧非理性的行为，或许也是因为人类社会结构进一步扩大化之时，为了规范人类行为所产生的。

社会结构的不断扩大，让人们担忧的其实是突破了现有族群、文化后，如果人们不遵循社会道德准则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如何去惩罚他们？如果确保人类合作可以正常走下去，而不是每个人为了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一次次在博弈的过程里放弃掉信誉？

于是无限期的概念被制造了出来，如果你这一世背弃了信义、放弃了声誉，那么你会在下一世中受到惩戒。以此来逼迫人们去抵御短期诱惑。

高度道德化的祖先可以为创建大型社会提供黏合剂，但它们却不足以成为更多元、开放的、具有流动性的道德守护者。

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依然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依然面对许多的挑战。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