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弘

20世纪美国法律史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可谓篇幅宏大，正文达700余页，仅注释就有二百多页。然而，如此规模并非作者弗里德曼有意显摆，而是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完整。在1900年至2000年的百年间，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和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领域，并一定会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反映出来。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法律制度是它被植入的社会的一种反映，这就是所谓法律和社会运动的基本假设——即法律制度不是自发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也是对这种社会力量的反映。在社会秩序上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也将反映在法律秩序之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法律产生了何等的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权运动的影响、女权运动的影响，等等。或者，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对法律的影响。例如，我们还可以想想汽车对交通法的影响——的确在根本上创造了交通法。此外，在法律秩序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不依赖社会力量的兴起。但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作者相信，法律的历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总体思路。

一个1900年的人几乎无法辨认和理解一个2000年的世界，在2000年的律师以及客户们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和解决方案面前，1900年的律师们大致会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民权法、环境法等诸多领域几乎完全或者大部分都是新颖的。甚至古老并熟知的法律领域——家庭法、公司法和土地法也以戏剧性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在法律结构中某种特定和根本的连续性也是20世纪故事中的组成部分。从一个世纪开始到另一个世纪结束，这个国家带有同样的宪法，同样的州和联邦政府的安排，同样的九人最高法院，同样的两个党派政治制度。当然，每一个这些机构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变，甚至有时是巨大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本骨架、基本框架仍然坚守。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甚至是性革命都曾如期而至：但没有发生实际上的政治革命。宪法的文本并没有更改，但是，在实际上，宪法解释、最高法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重塑宪法；在很多方面，这些远比宪法文本保持不变的事实更加重要。尽管如此，这些玩游戏的人们，还是在许多旧的和历史悠久的规则中照章办事。

北大教授徐爱国的《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搜集了一百多个英国和美国的案件，包括三类： famous case，在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案件；principal case，具有典型意义，可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案件；leading case，开拓法律“新世界”的创新案件。每个案件都有三个组成部分：先描述案件事实，点出关键情节；再引述法官判决，重点呈现对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分析，及如何运用法律智慧将抽象原则应用于具体而复杂的案件；最后是本书作者的评析，把具体案件与中西法律发展史和法律理论结合起来，指出其启示意义。徐爱国精研西方法律史三十载，用讲故事的方法，趣谈英美法系经典案例，其引人入胜自不待言，而这种洋为中用的讲述方式，也颇具启示意义：引进英美法的思想精髓，不妨采取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

《美国<权利法案>公民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是做的这一尝试。本书是耶鲁宪法学大家阿玛尔的名著《权利法案：开国与重建》的精简版，也是该书面向大众的普及版本。本书逐条详解了美国《权利法案》中11条法案的来龙去脉，深层剖析了美国式自由的根源。作者认为，人们犯了一个祖先崇拜的错误，总是将美国权利归功于开国元勋们。本书通过对《权利法案》的逐一解读，认为开国元勋们起草《权利法案》的根本目标不是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是代表州政府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开国元勋们虽然很伟大，但他们都是奴隶主，他们起草的《权利法案》沾染了奴隶制原罪的污点。而真正使《权利法案》发挥保护人民权利作用的，是后来的以宾汉姆为代表的人，通过第十四修正案，限制各州的权力，使得各州不得侵犯个人的各项权利。自此，美国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才真正有了保障。

《要命的选择：霍尔姆斯杀人案、洞穴奇案和吉姆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则启迪着读者的思考。本书源自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雨果·亚当·贝多教授1995年春在塔夫茨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讲座。贝多教授在讲座中选取了三个著名的案例——既有真实发生的“美国诉霍尔姆斯案”，也有经典的虚构案例“洞穴奇案”和“吉姆的困境”——试图让听众（以及读者）共同思考：当遭遇特殊情形，无论怎样选择都会导致有人丧生，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出“要命的选择”？通过这样的“头脑风暴”和“良心煎熬”，贝多教授展示了“道德决疑法”这种已有千年历史的伦理分析方法在当代依然旺盛的生命力。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